这个术语“过剩”(redundancy)不仅捕捉了家庭行为的重要特征,也反映了Jackson的现象学的姿态。传统的精神科术语例如投射(projection)、阻抗(defense)和退化(regression)暗示内在的动力多于早期家庭治疗师的简单描述语言。即使在开处方使用的概念中,Jackson依旧热衷于描述。他的规则假设(ruleshypothesis)只是总结观察有过剩行为模式的亲密团体(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方法。规则(好像学哲学的学生学习何时学习决定论)能解释规律性而不是控制。规则假设的另一部分是家庭成员只用一些对他们方便的行为。这个看来无知的事实却恰恰使得家庭治疗存在成为可能。
来寻求治疗的家庭好像是卡在很少的选择之中,或是在不必要的顽固规则之中。既然大多数的家规是没有说出来的,没有人认可它们,所以它们也很难改变。然而,治疗师作为局外人可以帮助家庭看到和检测到其生活的规则。
Jackson的治疗策略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精神病是源于人们在既定的框架中与他人接触的方式。他认为人类行为是相互的和在特定环境下产生的。问题解决包括转变问题发生的情境。尽管Jackson写的文章大多是关于理解家庭,而不是治疗家庭,许多他的解释性概念[动态平衡机制(homeostaticmechanism)、代替物(quid pro quo)、双向束缚(double bind)、对称(symmetry)和互补(complementaity)]依然说明了他的策略,并变成了系统取向家庭治疗师的早期语言。他最早尝试区分有功能的互动[多余的行为模式(redundantbehaviorpattern)]和无效的互动[维持问题(problem-maintaining)]。为此,他观察什么时候问题出现,在什么情境下出现,谁来说这个问题,人们又是怎样回应这个问题。假设症状是动态平衡机制,Jackson常常探究为什么问题在变好之后,家庭可能会变得更糟糕。个人可能希望变好,但是家庭可能需要一些人去扮演病人的角色。改善可能会威胁到事情的防御顺序。
Jackson以家庭动态平衡系统的模式强调维持症状行为质的平衡。这会导致观点背离和失常,例如症状的和非理性的行为,不一定都是负面的,至少对那些与此共存的人来说不是。例如,一个父亲吸烟,可能会使得他对妻子少提要求或者少强迫或约束孩子。不幸的是,跟随着Jackson,一些家庭治疗师从症状的观察跳到假设的目的,即一些家庭需要一个患病的成员,因此,常常导致一个观点:父母导致替罪羊的孩子。尽管这句话听起来很漂亮,因为孩子的失败而责备父母是历史悠久的传统的一部分。如果一个6岁的男孩在家里有不良表现,或许我们应该去注意一下他的父母。丈夫的酗酒不一定是家庭的错误,如果暗示家庭对他们精神分裂患者的精神病行为有责任,这对家庭一定不公平。
回顾从前,我们能看到早期是如何强调动态平衡,以及家庭作为机器的控制论的比喻,这一取向导致了治疗师更多地被视为机械工而不是医治者。他们热切地要从病态家庭的束缚中解救出“家庭的替罪羊”,但早期的家庭治疗师引发了自我抱怨的抵制。治疗师认为自己是在解救家庭中的无辜受害者,采取了敌对的立场好像一个要去摧毁乌龟背上的壳,然后才发现这个生物根本不想从壳中爬出来。
Jackson(1965)最锋利、最有影响的文章当属“家规:婚姻补偿物”(FamilyRules:MaritalQuidProQuo)。根据Jackson的说法,婚姻中的角色分配不只是因为性别差异,而是他们起源于在长期关系中有效的系列代替品。传统的看法认为婚姻角色源于性别差异,将行为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