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说俏皮话。女孩子的烦扰再后来变得更明显的时候（正向反馈），他则开始确信自己本质上就是不讨人喜欢的。下面是个家庭个案，这是个很容易表达愤怒的家庭，处于青春期的儿子Marcus，突然向父母大发脾气，因为他们坚持让他夜里12点前回来。母亲因他的爆发而震惊并开始哭泣。父亲的反应则是和他争吵了一个月。结果，不仅不能减少他的偏差行为，也不能将他的愤怒压制到维持家庭动态平衡的范围内，这些负向反馈的结果适得其反：Marcus开始爆发而且挑战权威。父母越多的哭泣和惩罚，Marcus就越愤怒。所以说，父母期望的负向反馈（哭泣和惩罚）变成了正向的反馈。它们加强而不是削减了他的偏差行为。这时，家庭必须作出改变，否则的话，这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不断升级，直到Marcus离家出走为止。
后来，控制论专家Walter Buckley和RossAshby认识到正向反馈圈并不总是坏的。如果不失控的话，它们会帮助系统重新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Marcus的家庭可能需要面对孩子的愤怒重新制定家规以适应青少年不断增强的自我肯定的需要。危机在于，只有家庭能够走出旧有的反馈圈足够远，才能获得一些新的视角，正向反馈圈才能导致重新审视家庭规则。这样做是一种元沟通传递，他们必须交流他们的沟通方法，这样才能导致系统规则的转变（Batson，1956）。
应该清晰的一点是，家庭控制论聚焦在家庭的反馈圈上，即沟通的模式，它是家庭功能障碍的基础。于是，受控制论影响颇深的治疗师成为有名的沟通学派（communication school）。不完美或者不清晰的沟通导致不准确或不完全的反馈，造成系统不能自我纠正，对于变化带来防卫过当或者不能作出确当反应。
控制论是麻省理工大学数学家NorbertWiener（1948）首创的，它的出现和发展在最初好像于家庭动力模式毫不相关。二次大战期间，有人希望Wiener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怎样让防空炮可以击中德国高速飞行的飞机。在当时，靠设立校准仪器，似乎不能快到让炮在极短的时间内击中目标。他的解决方法是：每次没击中后，结合一个内部反馈系统而不是依赖外部的观察去调整炮。
Gregory Bateson接触系统论是在会议上（1946）听了Wiener的演讲。他们两人很快热络起来。他们的对话对于Bateson后来将这个理论运用于家庭治疗的系统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
因为控制论来自对机器的研究，它的正向反馈圈会造成破坏性的结果，使得机器瘫痪；它的重点在负向反馈圈，保持动态平衡。系统环境会改变，温度会上升或降低，这些变化都会引发负向反馈机制使得系统恢复动态平衡，然后温度又会上升或下降。负向反馈圈控制了内在和外在的系统。对于动物保持平衡来说，如果它们出生率上升，数量增多，就会带来食物短缺和外来侵犯，然后数量就会减少。胰岛素增加，血糖就会上升，当太高的时候，就使人没有胃口，然后血糖又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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