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
雅虎今年通过30万份有效调查数据，描绘出了一幅普遍中国人眼中的中产者图谱：月收入在万元以上；开标致307或奥迪A4轿车；住明星楼盘；用IBM、索尼、三星等笔记本电脑办公；用索爱、摩托罗拉、诺基亚的高级手机；经常出入五星级豪华酒店；用招行一卡通或中行长城卡这样的银行卡刷卡消费；向往的旅游地点是“法国、东南亚以及东部非洲”等等。
他们是有产者，比大多数人物质更丰裕，比下有余，比上不足。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在上行的中国社会里，他们是抓住了机会的人；他们的烦恼，也折射着中国发展青春期和中国法治青春期的烦恼。基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定义存在争议，你不确定他们是谁，但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
之一 社会转轨期的仇富替罪羊
仇富是偏狭的想法，但仇富心态在发展不均衡的中国仍有土壤。每一个富豪的倒下，都引来整个社会的“痛打落水狗”。当社会的仇富意识抬头，客观需要更多的中产者作为保持社会稳定心理的杠杆。有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超过30%，这个社会就会相对稳定；超过40%，就达到稳定期。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是一根脆弱的杠杆。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何挺曾透露，2004年全国绑架案立案3863起，绑架对象主要是比较富裕的企业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但富豪们可以请保镖，可以住进保证私密性的豪宅别墅，而中产没条件。拥有产业和一定财富的中产在对被抢劫、被偷盗和成为罪犯目标的担忧中，存在对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的恐惧；另一方面，他们对自身的经济地位同样具有危机感，甚至自身亦存在仇富心理。中产者需要在评估自身的安全指数中寻找对自我的认同。某天，在打开日本产的汽车车门，站在中高档公寓门口时，某个中产阶层的大脑中极可能掠过一个问题：“我比周围的人都安全吗？”
之二 没有房东只当租户的“有产阶级”
中产阶层像葛朗台重视金币般重视他们手中的房产和爱车，并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关乎中产生活的所有权。对此，法律是否予以他们保障？由以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机动车负全责”对车主可能造成的负担，到最近房屋所有权的“70大限”的热议、《物权法》草案的公布，一次次风吹草动，触动着这些中产者敏感的神经。
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居住用地使用权的最高期限是70年。成都大学工商管理系教师王怡说，在目前的地权制度下，不过是“每个人都暂住在中国，拥有一个共同的房东”，而这个房东就是国家。2005年7月10日，《物权法》，这个我国第12部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对中产者最关心的“70大限”问题给出了一个相关答案。根据草案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前，住房有望被原使用者续期使用。但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国家对于个人使用的土地有无偿收回的权力。如果不申请续期，当土地被国家收回的时候，国家只能把地上房屋一并收走，而过后对土地上的房屋是否作补偿则未作规定，物权法草案对此亦保持沉默。这种法律上的沉默，可能为侵犯私人财产权留下了隐患。
有了好车，但碰上了交通事故可要负上比行人更大的责任；有了好房子，却要担心法律上房产权能否得到保障。在法律制度不断完善而缺陷仍然存在的现实下，多赚点“金币”才能消弥葛朗台们心中隐隐约约的不安感。
之三 工作狂变成了过劳死
广州一地产公司的设计部主管阿富，每天在电脑前工作超过15小时，他的口头禅是：“一天不工作，我觉得就会被世界抛弃。”中国式的中产阶层薪水不断升级，却没时间享受生活。他们从来不把体力透支当一回事，浑身无力、容易疲倦、思想涣散、腰椎劳损等等如家常便饭。“30岁的脖子60岁的颈椎”，成为中产阶层工作狂的写照。包括教师、记者、研究人员等职业的中产者总有职业病，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每况愈下。生活方式的不健康令部分中产阶层的压力无法排遣，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枯竭，抑郁症、自杀早就不是新闻，自我期许与竞争意识到头来反刃自伤。中产阶层总是感觉没有人分担他们的所思所虑。
唯有拼命工作，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能保证自己的楼、自己的车能够继续供下去，才能保证孩子的学费甚至将来能出国留学，才能保证负担起家中老人患病、住院等的高昂医疗费。在工作、家庭的重重压力下，最不幸的结果是，一个中产者先是变成了一个工作狂，然后变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者一个“过劳模”。
之四 职场如战场的晋升压力
面对竞争压力，中产者要保护自己的地位和薪水不要失去，否则一切风光霁月将成为过去，自己难免成为社会的又一个新贫族。这种心理正给中产者造成心理上的负担。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曾根据对31875名不同职业人士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列出了一个“职业压力排行榜”，发现中层管理人员的压力指数高居榜首。压力分数从高到低依次是：管理中层为80分；经理层为75分；教职员工为75分；一般管理技术人员为72分；医务工作者为68分；社区人员为68分；下岗人员为68分；矿工为60分；一般企业工人为59分。其中，中层管理者的社会环境、个人成就和社会支持压力排名并列第一。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中层管理者们既要承担如何提高业绩表现的压力，又要承担着调动整个团队、协调众人工作任务的压力，还要承担子女抚养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压力，诸多重担压在身上，难怪人们看到他们大都是一脸严肃的保守派。
面对各种压力和前途危机，“再学习”成为了部分中产阶层的共识。从1991年中国9所高校开始正式招收MBA新生起，MBA在短短的10余年内迅猛发展，无数具有危机感的中产阶层选择将MBA作为自己的一个战场和跳板。在双休日，总有中产者的高级轿车密密麻麻停在大学校园的林荫道上。
之五 从小资情调跌入机械生活
当小资肚皮发福变成中产后，他百分之九十会失去和“飞”有关的小资青春期，成为企业的螺丝钉，是可替换的零件。艺术家艾未未认为中产阶层的生活最无聊，就像一个既定程序——打工、挣钱、周末拼命消费。担心房子、汽车、医疗保险、纳税，追求品牌、追求时尚，成为进入社会的标志。艾未未说：“这是一种不自信。”
中产阶层为了防止自己在社会流动中滑落下层阶级，不得不用炫耀性的消费维护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和名誉地位。在他们不断努力工作得到所需，然后炫耀他们的优越感，然后又为之努力工作的循环下，部分人内心的空虚和焦虑已然吞没了他们人生出发的原点。渐渐失去理想的他们，白天高效为劳动契约勤奋工作，自私冷漠，缺失社会关怀和道德激情；晚上则成为寻求感官刺激的城市动物，在俱乐部、酒吧流连。每个夜晚，城市中产者的灵魂在机械生活暂时结束后，就不安地作出空虚的飘荡。
之六 时尚攀比成为阶层压迫
学者郁方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与他们的消费文化》一文中认定，奢侈消费与炫耀性消费的享乐主义文化已经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中蔓延。《格调》、《中产阶层必读》等畅销书或文章用昂贵的酒、高级的甜心巧克力、精致的服装勾勒出了中产者的贵族形象。中国传统量入为出的观念被新的适度的奢侈、理性的透支观念取代。中国中产阶层群体开始关注流行时尚、品牌、品位，并让这种消费观念最后形成了一种物质和地位的攀比。
“我们正活在一个贪婪是好的时代”成为一句口号，限量版劳力士带上手腕，轩尼诗如开水般消耗，LV手袋总是吊在手上，奢侈之风蔓延在富裕的中产者之间。只是不知不觉中，这种时尚的攀比，渐渐剥夺了中产者原本的面目。为了比别人有更加光鲜的脸面，他们对物质产生了更迫切的渴求，花掉了更多的心思，也因此换来了更大的焦虑。
之七 小本生意的患得患失
中产阶层的投资热点主要集中在股票、商业、服务业和房地产。而与其他阶层投资不同的是，他们还注重教育投资和收藏投资。他们比富豪们更难贷到银行的钱，只是用他们的原始积累来投资，要么慢慢增值，要么血本无归。1990年代初，中产阶层对投资房地产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但1993年国家调控政策一出，很多曾经风光的中产者赔了本，从此变得一蹶不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中产输不起，最怕打回贫困的原形。因此，理财比投资更适合他们保守的风格和脆弱的资本，买保险和债券，以房养房之类的理财相对安全。
之八 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顶梁柱
中产要供楼。2005年2月，温州每平方米商品房平均房价9278元，上海8627元，杭州7210元，北京6232元，深圳6037元，广州5660元。今年1到6月份，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1%。中产要养车。自6月25日起，将汽、柴油出厂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00元和150元，零售中准价格按出厂价调整幅度等额提高。 “每次在加油站，看着显示屏上跳动的钱数，我的心跳也随之加速”成了中产者的流行语。
中产要抚养孩子。“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与住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培林在《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指出了这一“不是很正常的事情”。有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到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因为1996年高等教育产业化以后，高校的学费一直水涨船高。
中产阶层不少已经步入中年，还负担家庭的医疗、饮食、娱乐等各种不断上升的成本。和草根阶层不同，中产阶层在住房、汽车、生活方面追求更为舒适和精致，在子女教育方面更为苛求完美，恨不得子女一出生就通晓8国语言。中产阶层上涨的工资永远追不及中产生活上涨的价格。
之九 庞大弱势群体须关怀
收入较高、具备一定社会地位、拥有知识和文化的中产阶层，能够在慈善公益、维护道德、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贡献力量。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受灾人口、残疾人等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慈善事业是继工资、社会福利和保障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大分配”，中产者通过捐赠需要帮助的人，可以缩小社会由于贫富差距带来的矛盾，但在我国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1000万家企业中，仅有10万家曾经为慈善事业捐过款物，99%的企业从未有过慈善捐助记录。在企业中，不少中产阶层对捐款的行为并不感冒：一方面，国内一些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受到他们怀疑，受到舆论影响，他们担心捐款落不到实处；另一方面，不少人更关心的是自身事业的发展，对慈善行为缺乏热情，对社会有一种冷漠感，把捐款等社会义务看作一种烦恼和焦虑。
之十 利益集团霸王条款的受害者
1960年，科斯写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他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把社会成本定义为“一切涉及社会个别成员和集团的负担、损失、痛苦、牺牲或辛苦的现象”。额外社会成本体现在中产阶层的家庭里，最明显的是教育。教育学家杨东平认为，政府应该增加教育投入，不应将教育成本过多转移给家庭，因为这无疑增加了每个家庭额外的社会成本。
孩子的教育不是中产阶层唯一的额外社会成本。中产阶层不少人都经历过部分权力部门行政垄断、权力寻租或非法行为的侵害。有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通过“走后门”来获得某些机会与方便，通过非正当的途径来获得发展的机会。由于社会体制上的漏洞或行政上的监督不力，造成了他们在办一件事情的时候，必须在程序之外，付出更多额外的社会成本。尽管他们可能由此获得财富，但部分额外社会成本也对他们得到的财富进行了消解。 除此之外，在中产阶层的生活中，一些不合理的汽车路桥费、房产交易中的霸王条款、旅游过程中的合同陷阱，由于一些部门和单位的违规操作，额外的社会成本很容易落在他们头上。要知道，这些落在中国中产阶层肩膀上的额外负担，或许数额不多，但分量可是一点都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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