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观医院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位于这所精神医学专科医院的最深处。推开一扇铁门进去，继续往里走，路中央显眼处是个用废旧被褥搭成的一米见方的立方体，开口一端对着来路的走廊，背阴处是个猫食盆，里面放了清水和猫粮——据说，这是为流浪猫准备的小窝，供它们在这里饮食、休息，然后继续流浪。猫舍后面是一排房子，走进去，穿过几间办公室，最里面，就是费立鹏的办公室。
“费立鹏”这个中文名字，对应的是加拿大人Michael Phillips，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流行病学教授，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精神卫生司顾问，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
他的中文，如他的一位同事所言，“说得非常好”。他把中国的事情叫“国内”，而且，说到“国内”的时候，态度非常自然。同样，他也可以把“爱人”或是“国内领导”这类词儿用得非常巧妙。
一副看上去很沉、很大的金属边框眼镜把眼框遮住的时候，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外国人。不戴眼镜的时候，灯光从侧面来，眉骨投下深深的影子，藏在影子里的眼睛见证了他这些年的研究——中国人的自杀、抑郁问题。
他是最早关注中国自杀问题的外国学者。2002年，他用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证实了研究者们曾经的猜测：中国自杀率很高。不仅如此，他的数据也部分地提示了我们问题出在哪里。
数度来华
费立鹏上大学时，没有钱，就去医院急诊室里打工。在一个综合医院做护理的助理，经常被分给的任务是陪伴那些自杀未遂、躺在病床上的病人，等他们醒过来，跟他们说话。“那时候我十八九岁吧，从那时候开始，就对心理学、自杀方面的研究开始感兴趣。”于是，去了医院学医。
医学院毕业时，他面临着两个选择：做急诊室大夫或是精神科医生，他选择了后者，“我对后者更偏爱，而且自认为有这方面的技巧。”
什么叫精神科方面的技巧？“与人交谈呀。我在急诊室工作时，经常被分配去等着一个自杀者醒来，‘你跟他谈吧。外部创伤处理之类的事情有其他人去做。’”他的回答让我忽然想起了爱德华·肖特在《精神病学史》一书结尾时的描述：“这看起来是真的，即通过把一个人的故事讲给一位受尊敬的人听而实现的这种情绪宣泄会被增强——当那位人物不只是一位朋友或知己，而是一位医师时。”
1974年，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的费立鹏去了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附属医院作住院大夫。在新西兰期间，他接触到了中国。
对中国，他起初并无兴趣，只是被室友拉着申请去中国。机会来了，那个室友却不能成行，他与奥克兰大学的一批学生一起来到了中国。那是1976年4月，为时3周。对这次中国之行，他的描述是：“‘四人帮’还在，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看到了很多东西，比较感兴趣，觉得可以做些事情。
令费立鹏感兴趣的是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经验。 “因为毛泽东那时候在农村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基本知识的普及、赤脚医生，以及利用强大的行政命令把一部分人力放在农村等等，国内的公共卫生状况比其他的同经济水平的第三世界国家明显要好。”费立鹏说，他很希望学到这些经验，然后去帮助非洲，或是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回新西兰后，很快，他又找了个机会作为留学生被派往中国。1976年下半年，他又来到了中国，“那是在毛泽东去世后10天”。
第二次来中国，第一年在北京的语言学校学汉语，第二年，原本想进一所公共卫生学校，但当时的“国内领导”不准，“认为我是第二世界国家来的，我们的公共卫生学校只培训第三世界国家来的人。”只好很失望地去了南京大学，还是学汉语。
两年后，费立鹏又回到了新西兰。之后去了美国华盛顿大学做了精神科住院大夫。他还利用这段时间拿到了流行病学和人类学两个硕士学位。这些专业知识，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1985年，费立鹏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了湖北医科大学，他在美国认识的妻子也来了，他妻子有精神科护理的硕士学位。他们一起在湖北沙市精神病院工作了7年。
“（国内的）有些地方，当时的精神科大夫是找不到对象的。”很明显，这不是开玩笑，他是一脸严肃而且面带忧伤地说这些话，“而国外的精神科，尽管地位还是不如外科内科，但还是认他是大夫——这种差别不像国内那么大。”
农村自杀的中国特
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的精神卫生问题？
这个外国人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发挥作用。”
——针对自己个人的问题，他通常用这种简短句子来回答；而对另外一些关系专业知识或公共卫生的问题，他的回答则是繁复的、充满数据与论据的且逻辑关系极其严密的论文式长句。他喜欢谈后者胜于前者。
1994年，费立鹏受聘于北京回龙观医院，担任这家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的职务。也就在那段时间，费立鹏开始了对中国人自杀问题的研究。2002年，他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自杀率：1995-1999》。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曾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中评价他那篇文章的效果：“一时之间，自杀问题成为继问题之后，整个世界关注的又一个问题。”
在费立鹏的调查中，中国所发生的自杀与其他国家有较大不同——在这里，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5倍，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中国15-34岁的青壮年人群中，自杀排在死亡原因的第一位，而在北美国家，自杀只是这个年龄段死亡原因中的第三位或第四位；而关于中国的自杀状况最有争议的是自杀这种相对较低的精神疾病患病率。对于后者，一部分研究者指出，中国的患者远比想象的多，这个数据，源于对分母的低估，他们认为，在自杀与精神疾患的关系上，中国与别国没什么不同；而另一部分人指出，这类数据的出现是因农药这种极其烈性的自杀工具以及农村地区简陋的医疗条件，他们认为，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很多本应归于自杀未遂的案例变成了自杀成功。
2002年底，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费立鹏担任执行主任，就在今年的3月，世界卫生组织的自杀预防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落户在这里。2003年，由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开设的国内首家自杀干预热线开通。“就在隔壁，目前有10条线路，40名专职人员。”
不用提问，他很容易就谈到可以改善中国自杀状况的3点——这是他乐于谈的，因为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那些自杀的农村妇女，“不是抑郁症不是分裂症，不是任何长期性的什么症状，就是冲动性的”，其中，58%的人采取的方式都是服用农药；而那些自杀的老人，“孩子搬到城市做工，他们孤独，又加上有病，耗费家庭资源，很容易想到及早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有那些自杀的儿童，“独生子女对遇到的一些挫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他认为，控制农药、增强社会支持网络，以及改变儿童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后者的相关研究，“很难，但很值得”。“如果能研究清楚这个（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不仅对自杀控制有效，也会对将来出现的很多负面行为，如吸毒、酗酒等都有效果。”
他认为，这些工作与临床工作同样重要，病人来找你，你给他治疗。“但疾病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它是在适合的环境中出现的，哪些因素影响这种疾病的出现，哪些因素能预防疾病的发生，那不是临床大夫管的。”
对于自己，他说，“因为我是公共卫生的大夫，所以我想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光是医疗系统一个部门就可以做到的”。
自杀的问题，并非一个单纯的临床问题，而是个需要多个部门机构共同协作的公共卫生问题。在中国工作了25年，他很明白：“我必须从公共卫生和临床两个思路出发，才能对这些复杂的问题做出一定的贡献。”
总是接听那些自杀者的电话，与一些很抑郁的病人打交道，自己会不会受影响？
他很坦诚地回答：“我现在参与得越来越少，虽然我还是很高兴参与的。”他说，连续接触这种负性事件，确实会对自己造成很多不好的影响。但对他自己而言，“偶尔做做这类咨询，我可以作为一个放松，可以离开很多官僚的东西，真正去做实际的工作，我很高兴。”
担忧
“一个临床大夫的受益对象只局限在那些找他看病的病人中。大约有95%的抑郁病人不会来看医生。也就是说，临床大夫只能影响5%的人。”这是目前他最担忧的问题。他从一叠文件中抽出几页，“95%的精神疾病患者不会去看医生。”——这是他们最新的调查数据，发表在2009年6月13日的《柳叶刀》杂志上。
有了病不去看医生，部分源自国内对精神病的歧视，“心理问题和精神病在西方是个连续谱；国内则分得很明白，精神病是疯子，心理问题还好。”目前，他们正致力于把精神病和心理问题拉得近一点。他认为，国内对精神病的歧视，随着时间有所改观的过程也许会与西方相似。
除了精神类疾病面临的歧视，他还觉得，国内对精神卫生的重视程度应该进一步加大。“精神障碍极少导致死亡，当利用死亡率来评估一个健康问题的重要性时，精神疾患经常被低估。”在一篇论文中，费立鹏曾使用一个DALY指标来评估各种疾病的“疾病负担”。在1990-2020年的统计（包含推测）数据中，精神问题占疾病总负担的1/5。
什么是衡疾病负担的DALY？他解释：用于个体的话最接近的概念可能是“生命质量”。也就是说，精神问题给每个人的“生命质量”造成的影响，“比任何一型的病都要重”。而对其重视程度则显然不够。
“（专门的精神科）医院现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漂亮了，大夫的水平也越来越高了，但如果还是只有5%的抑郁症患者来求诊，我认为远远不够。”他认为，国内的一些问题在于，不同专业互相独立。目前，向综合医院引入精神卫生服务的活动在某些发达地区已经成了常规，但5%的比例仍让他黯然，他在思考：“如何更好地把精神卫生服务到综合科，如何更好地社区化这些服务，”让不肯去精神病专科医院就诊的患者也能得到治疗。
“要提高综合科大夫的心理学素养。比如，癌症，经常伴发抑郁症，如果抑郁的问题得以改善，癌症的治疗情况就会好很多。妇产科也是该配备精神科医生的科室。”
“当然，（要做到这些，）需要扩大医学院中精神卫生课程的学时，需要说服确定那些课程的领导——而他们都不是精神科大夫。”
“我们在一段时期内可以有全国性的预防自杀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落实。另外，我们的研究水平能够逐步提高，研究结果能够真正影响到实际的事情。”
费立鹏没想过退休，他说：“我认为我能工作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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