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规律。但是，范式论的缺点也是明显的。首先，库恩的范式概念比较含混，没有一个确切的原
则和客观标准，它只是在科学领域中自发形成的一种非理性的观念；其次，范式的变革主要表现在科学家们的某种共同心理上的信念的转移，而不完一是对客观历史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因此，第三，在库恩范式框架内的科学发展，具有很大的随机性、非继承性。正如高觉敷所提出：“库恩从反对科学的客观和无成见的研究法出发，走向了与这种方法相反的另一极端教条主义或独断主义”。高觉敷认为，就心理学的科学性质来说，“是否适用库恩的范式说，尚属可疑，但当考虑心理学的学派林立，学说纷歧的现状时，库恩的范式说对心理学史是有所启发的，心理学无疑是处于范式前的时期。但库恩的教条主义则不甚适合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势。”[14]
三、心理学史的发展观和编纂原则
一部心理学史，对于每一个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认识史或编纂史。每一个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都要回答，诸如心理学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原因和规律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和条件在起作用？它们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以及怎样论述和编纂这部历史等等问题。
作为我国心理学史的著名研究家和主要编纂者的高觉敷教授，一方面态度鲜明地坚持唯物史观、决定论和辩证法的原则；另一方面则明确地批判了西方学者的“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的唯心史观，并全面论述了西方心理学史的编纂原则。
（一）关于“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
高觉敷指出，西方心理学史家，如波林、舒尔茨、墨菲、利黑等人的研究和著述“为了解释心理学思想观点的发展问题，都求助于时代精神这个概念。时代精神，黑格尔说过，马克思也说过。这些心理学史家讲的时代精神究竟来源于黑格尔还是来源于马克思呢？”[15]高觉敷认为，他们所说的“时代精神”的概念大都来源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即从所谓超越历史本身的“宇宙精神”或“世界理性”中去寻求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例如，利黑说的“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巨大的非人力量”；波林说的科学新发现“受当时、当地文化和习惯的限制”；舒尔茨说的“时势造英雄”的历史的自然决定论；墨菲说的“思想必须与时代精神相和谐”等等[16]。这些都是从黑格尔观点出发的“时代精神”概念的种种表述，也是对马克思的“时代精神”的歪曲。其错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们“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部。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17]
西方心理学史家的另一种说法，则是片面地强调伟人决定历史的作用，亦即“英雄创造历史”或“英雄造时势”的“伟人说”。伟人说实质上是强调个人的“精神力量”。时代精神说和伟人说看似矛盾的，实则一对孪生子，它们都是在唯心史观这个母体内诞生的，只是看它对谁更偏爱而已。例如，波林虽偏爱时代精神说，同时也认为一个伟大人物如果“要获得成功，时代必须与他合作”；舒尔茨也说过：“伟人决定历史是不错的。……或者至少说，时代使人们接受伟人的学说成为可能”；利黑先偏爱时代精神说，后又难舍伟人说，最后似又把两者勉强地结合起来了[18]。这些情况都说明，西方心理学史家，当他们求助于时代精神而不满足时，就会拿出“伟人说”来帮忙；而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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