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民族文化与心理特征

中国人的民族文化与心理特征
作者:杨德森 文章来源:昆明国际心理治疗大会文献资料

一个历史长存的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振兴，必须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每个民族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历代传承的民族性，它是长期共同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共同需要与利益、共同命运和理想所形成的。那么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什么是大多数中国人在这个共同的文化传统中所形成的心理特征或民族性格呢？当国家初步走上繁荣富强之路，面向廿一世纪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文化交融化的新时代，中国人的民族文化与心理特征又将如何发展变化呢？

一．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格特征

中华传统文化中两千五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封建宗法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强调伦理道德、社会责任、人际关系与群体意识。它对维持家庭与社会的稳定，规范行为与人才培养，起过有益的作用。但是它压抑个性自由，缺乏平等意识，没有科学、民主的人文精神与尚武、创新意识。

儒家文化强调伦理道德，所立项目与释义众说纷纭，以仁为例，至少有几十种解释，即在论语中，也见于多处而含义不一。到共和国成立之前，儒家学者仍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和“礼、义、廉、耻”的四维等提法。

儒家文化通过教育对民族性格与价值取向有广泛的影响。儒者立身处世，接受与奉行入世与济世的、积极有为的、讲究伦理道德的下列原则：

修齐治平，仁义忠孝；

少立大志，耀祖光宗。

内圣外王，立德立功；

刚健有为，人定胜天。

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朵奇花是道家文化，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与孔子、孟子的儒家文化并存两千余年。虽然历代统治者多数支持与利用儒家文化，达到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与王侯统治地位的目的，甚至是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道家以其辩证思维、尊重个性、超脱风度（否定权威崇拜与等级依附）与道法自然的哲学，在百家争鸣之中独树一帜，如鹤立鸡群，与儒学正统既分庭抗礼，又相辅相成。

孔子曾向老子求教，他们是如何讨论的？历史文献没有记载。但是老干道德经第十八章提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子；国家昏乱，有忠臣。是”直接与儒学的忠孝仁义的治国思想针锋相对的；第十九章继续提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是老子对圣智、仁义、巧利的否定。而老子提倡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复古倒退思想和愚民政策，与儒家的法先王，赞古风又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老子道德经中提出：“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敌得。”（第四十六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第廿四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第五十五章），“和其光，同其尘”（第五十六章）；“善用人者，为之下。”（第六十八章），“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十六章），“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第二十八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以上这些充满人中哲理与辩证思维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如下的中国道家处世养生原则。

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少私寡欲，知足知止；

知和处下，以柔胜刚；

清静无为，顺其自然。

这个处世养生原则以阴柔顺应为特色，继承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母性或女性素质崇拜，结合太极拳、导引、静功、坐道，注意饮食起居，形成特殊的养生之道。

从反向思维的角度出发，与上述道家处世养生原则相对立的原则是：“损人害己，不为而争；极私多欲，得寸进尺；好斗居高，刚愎自用；倒行逆施，违反自然。”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带来许多人间矛盾和冲突、精神烦恼与痛苦，是不言而喻、不辩自明的，但当局者常执迷不悟，以致心身憔悴不堪。

中国人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教育而潜移默化，在青年求学求职，求立足社会与实现个人理想之时，都接受儒家文化，采取入世、有为、贡献社会的价值取向；而在老年退休，事业失败，妻离子散，病入膏肓，精神挫折，焦头烂额之际，要求减轻或摆脱精神痛苦与求助心切之时，便倾向接受道家处世养生原则，或皈依佛门及其他宗教，所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近百年来有一些中外作家，作过不少的描述，特别有意义的是进行中外或中西对比。有些性格表现是共同的，即人性的普遍表现；有些则是彼有我无或彼无我有的，即民族差异性的表现。不同社会文化与价值取向，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政治经济环境下形成的民族性差异，是我们更为关注的研究对象。外国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近代有李约瑟、罗素、汤恩比、费正清、史密斯、何天爵、卫礼贤等，不少留有专著与中译本。他们旁观者清，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性格，褒贬不一。一致赞扬中国人的勤劳节俭，谦逊温和，敬老尊贤，家庭为重。又提出中国人不爱卫生（随地吐痰），不守时间，缺少公德，一盘散沙，因循守旧，逆来顺受等。中国学者严复、陈独秀等较早提出中西文化与民族心理特征对比，使特征差异一览无余，虽然此种特征截然划分与对比的方法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但足可发人深省（参见了文）。而鲁迅（“阿Q正传”）。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胡适、潘光旦、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等学者，亦有许多描述。胡适提出过国民性中四个主要弊端，即贫穷、疾病（东亚病夫）、愚昧（文盲众多）与自私，简称“贫病愚私”，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富强与人民经济生活、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旧貌已换了新颜。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1895年在“论世变之极”一文中对中西文化与心态差异，有过如下的对比：“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繁文，而西人乐简易。……”

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一篇“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的文章，明确指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