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顾名思义，就是对已发生的事实进行相反的思维。一些典型的事实结果常常引起人们进行反事实思维。它强调的是与现有事实相反。它在头脑中的表征方式为条件命题，包括前提与结论。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ahneman和他的同事Tversky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模拟式启发（The simulation heuristic）”的论文时首次提出的[1]。
1反事实思维的概念
所谓反事实思维，就是人们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进行因果推理或因果归因时，也常常产生如果改变某种条件，那么结果就不会发生的“如果……那么……”（if/then）或如果不改变某种条件，结果也会发生的“如果不……那么……”（but/for）的思维方式，这种在心理上对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否定而构建一种可能性假设的思维活动[2]。反事实思维是一种心理模拟，此过程可被视为有意识的再激活储存在记忆中实施过的行为的过程。个体产生心理模拟，是为了建立与周围环境的联系，重新回忆过去的经历，从中提取愉快或有价值的信息。例如，当学生考试失败后会自动产生，“如果当时再努力一点的话，我就会通过考试了”。反事实思维通常是在头脑中对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进行否定，然后表征原本可能发生但现实并未发生的心理活动。它在头脑中一般是以反事实条件句的形成出现，如“如果昨天不下雨，我就不会迟到了”[3]。
反事实思维是基于人类是非理性假设的前提下提出的[4]。在汉语中，与反事实思维意思相近的词语有虚拟思维、假设思维。因此国内学者张结海、朱正才将counterfactual thinking翻译成“假设思维”[5]，蒋勇将其翻译成“虚拟思维”[6]。但陈俊等[7]认为，虽然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虚拟”、“假设”意为“不符合或不一定符合事实的、假设的、虚拟语气”，“虚拟思维”、“假设思维”和“反事实思维”一样均指与现实不一致，但是前者泛指所有与显示不相符的思维，更多的是含有想象和创造的成分；而后者强调的是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件，个体对其进行心理模拟和替换，目的是预测、推理、进行因果归因，它能帮助人们明确目的，改善行为。
2反事实思维的分类
目前对反事实思维的分类方法主要有两种：根据反事实前提的性质分类和根据命题结论的性质分类。
2.1根据反事实前提的分类
Roese等根据前提的性质将反事实思维分为三种结构：
（1） 加法式（Additive），即在前提种添加事实上未发生的事件或未采取的行动而对事实进行否定。
（2） 减法式（Subtractive），即假定某个既定事件并没有发生，从而对事实进行否定和重建。
（3） 替代式（Substititional），即假定在前提中发生的是另一个事件，从而对事实进行否定和重建。[8]
2.2根据命题结论的性质的分类
根据命题结论的性质，可以将反事实思维分为上行反事实思维和下行反事实思维。
（1） 上行反事实思维也称上行假设（upward counterfactual），指想象如果满足某种条件（可替代的结果）有可能出现比事实更好的结果。例如“如果再跑快一点，我就赶上头班车了”。
（2） 下行反事实思维也称下行假设（downward counterfactual），指可替代的结果比事实结果更糟糕。例如“要不是大学扩招，我大概连普通高校都上不了” [9]。
两种分类方法并非绝对的独立，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分类方式不一样。某一具体的反事实思维可以同时属于两种类别。例如“要是我考试前多看几页书我就会做这道题，我的成绩就会更好”这一假设明天中，前提“多看几页书”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而是在事后回想时加上去的，因此属于“加法式”；同时，它又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想象如果能满足“多看几页书”这个条件后可能会出现比事实更好的结果——“成绩会就更好”。
3反事实思维的两大理论
3.1范例说（Norm Theory Perspective）
Kahneman和Miller在1986年提出“范例说”，它是反事实思维的早期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反事实思维的激发是自动化过程。范例是由过去经验所形成的对某类事件的一般性知识和预期[10]。这种理论认为，影响反事实思维产生的因素包括：正常性、结果的效价、与替代结果的接近性、前提的突变性和前提的突出性以及一些动机性因素[11]。
3.2目标-指向说（Goal-Directed Perspective）
这一学说总的观点是：反事实思维不是一种自动化过程，它是由于个体在特定环境、特定情绪等的情景下对以往经历过的一些特定事件进行思考。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有意识的控制和运用反事实思维，可以将其当作一种认知策略的工具。因此Gacanski虽然发现了与Kahneman和Miller的类似结果，不过他根据Bolles的期望说作出了不同的解释[12]。
4反事实思维与因果推理的关系
对于反事实思维和因果推理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研究者认为反事实思维与因果推理实质上是一样的，尽管其字面表达不同，但从语义上来说是相同的。例如，“如果没有水门汀事件，尼克松就不会隐退”表达了“水门汀事件是引起尼克松隐退的原因”[13]。
这种观点认为所以的反事实思维都是传统因果推理的翻版，但很多观点和实验反对此观点。有学者认为，与因果推理相比较，反事实思维与情绪的关系更密切。一方面，由于反事实思维的比较效应机制以某种反向事件或结果作为标准进行判断，使得结论更为极端。另一方面，负性事件或复性情绪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正性事件或积极情绪则容易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可知情感因素既是引发反事实思维的原因，又是反事实的结果。因此，反事实思维比因果推理往往带有更大的情绪性[14]。
5反事实思维的研究
反事实思维对人的很多心理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包括对情绪、态度、预期、因果判断等都有一定的影响[15]。自“反事实思维”一词被提出之后，国内外的学者就开始对其进行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研究。
关于反事实思维的研究，国内比较多的是它与情绪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表明情绪既是引发产生反事实思维的原因，又是反事实思维的结果，他们构成互相影响的循环链[16]。反事实思维是一种重要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过程，直接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绪状态，而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反事实思维的两种机制的中介作用而产生，即比较效应（contrast effects）和因果推理效应（causal-inference effects），两种效应都会影响个体的情绪反应，但是通过两种效应也可以调节个体的情绪反应[17]。王慧良[18]的研究认为，上行反事实思维容易使负性情绪（如后悔、愤怒等）产生，而以往的研究表明下行反事实思维容易产生积极情绪，因此他认为在遇到负面事件时，对自己的反事实思维方向进行调整，即进行下行反事实思维来对自己的情绪状态有意识地进行调节，进而产生较为积极的情绪，促进身心健康。
Medvec、Madey等[19]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不同的结果，不同反事实思维引发的情绪甚至可能与结果的性质刚好相反。他们对115名纽约运动会银牌和铜牌得主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银牌获得者对成绩的满意度要小于铜牌获得者，这与人们通常的想法不一致。其原因就在于银牌获得着往往会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差一点就拿到金牌了”，而铜牌获得者却容易想到“差一点就拿不到奖牌”。
关于反事实思维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陈俊等（2008）的研究表明，当只有一个分界线时，成功的事件比失败的事件更能产生更多的反事实思维。越接近分界线反事实思维产生的越多。满意度随着分数的提高而提高。当有两个分界线时，差一点就达到上一个分界线的分数产生的下行反事实思维比上行反事实思维要多，而刚过分界线的分数产生的上行、下行反事实程度无差异。满意度随着分数的提高而提高。对一个连续的变量，例如考试成绩，加一个不同等级的分界线，个体反事实思维和满意程度会因为这个不同等级分界线而改变。
6结语
反事实思维对人们调控自己的情绪状态，产生积极情绪，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及促使人们从过去的事例中获得经验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目前国外对反事实思维的研究正不断深入，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都相对较少。关于反事实思维的研究，国内一般只是探讨其与情绪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反事实思维与其它心理特质之间的关系，对引导人们更好地利用反事实思维，促进人们的积极情绪以及心理健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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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 陈俊，贺晓玲，张积家. 反事实思维两大理论：范例说和目标—指向说[J].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3): 416-422.
[2] Kahneman.D.T. Norm theory: Comparing reality to its iternatives[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6,93:136-153.
[3] 乔琨，方平. 论反事实思维和情绪的关系[J]. 安阳工学院学报, 2008, (3): 27-29.
[4] 周国梅，荆其诚. 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J]. 心理科学进展, 2003, 11(1): 1-5.
[5] 张结海，朱正才. 归因是怎样影响假设思维的[J]. 心理学报, 2003, 35(2): 237-245.
[6] 蒋勇. 虚拟思维在会话中的功能. 外语学刊, 2004, 118(3): 17-23.
[7] 同[1]
[8] 赵晶，诸燕. 反事实思维研究综述[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9(1): 23-26., 31(5): 1058-1062.
[9] 陈俊，贺晓玲，林静选. 结果的接近性和不同等级分界线对反事实思维的影响[J]. 心理科学, 2008
[10][11][12] 同[1]
[13][14] 卿素兰，罗杰，方富熹. 反事实思维与因果推理的关系[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8(1): 95-98.
[15] 杨红升，黄希庭. 关于反事实思维的研究[J]. 心理学动态, 2000, 8(3):12-18.
[16] 李杨. 大学生情绪、人格类型与反事实思维的关系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
[17] 卿素兰，方富熹. 反事实思维与情绪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6, 20(10): 692-694.
[18] 王慧良. 不同故事情境下的反事实推理对情绪影响的实验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06.
[19] Medvec VH, Medey SF, Gilovich T. When less is more: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satisfaction among Olympic atheletes[J]. J Pers Soc Psychol, 1995,69: 60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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