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没有听说过‘三高’，那你肯定住得很远--远离文明世界。”这是一位美国乐评家的说法。
6月23日，世界三大男高音卡雷拉斯、多明戈、帕瓦罗蒂在北京紫禁城午门广场举行音乐会，这台号称要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音乐会，因为媒体大肆宣传，在北京真的做到了家喻户晓。当晚，3万观众来到午门广场。
“三高”音乐会的票价一直是媒体争论的焦点，想想看，最高2000美元最低60美元的票价，对于刚刚步入小康的我们，着实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记者在长安街上，碰到一个“黄牛”愿将680美元的票以1500人民币出手，记者说：“还是太贵了，680人民币还差不多。”黄牛立刻问：“大姐真的要？”看来用680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这两张票应该没问题。想到这里，未免为那些花了大钱买票的人惋惜，蛮好到门口等退票的。
“三高”的副产品价格也不低，端门外在卖“三高”说明书画册，200元一本，很少有人问津，倒是50元一张的纪念封邮票非常热门，人们排着长队在等待敲邮戳--限量发行3万张，大概有升值的机会吧。
在等待入场的人群中，记者随机问了几个观众，是否自己掏钱买的票？有人摇头。也有几个广东人笑称：“有钱了，闲着也是闲着，这么好的演出，掏钱，值！”
也许是紫禁城的特殊性，此次演出的保安工作细致严格。从南池子开始就有武警站岗，观众必须凭票进入。以后还要经过好几道关口。演出观摩票的背面明确写上了不得带包和摄像、摄影设备等等。在检票处特意装了一排安检门，如乘飞机前的检查一般。记者将一个傻瓜相机藏在衣袋里希望蒙混过关，没辙，探头一阵猛叫，乖乖拿出来吧。好在工作人员只要求将照相机摁一张胶卷，看看正常，就放行了。伞是坚决不能带入的，只得寄存在大门口。
看得出，准备工作非常细致，工作人员都经过培训，态度和蔼。散场时，领票小姐毕恭毕敬站在看台边，目送观众离去。
现场大部分观众衣着普通，与在南京路步行街上散步的各地游客差不多。也有十分出跳的打扮，西式晚礼服和改良的中式时装争奇斗艳。前排VIP席的观众和最后排观众的着装是最讲究的。大概前排贵宾多，后排真正的乐迷多。
可惜的是，中场休息时，因为没有休息大厅可让绅士淑女们进行社交活动，一些穿豪华晚礼服的女士只得靠在简陋的看台铁栏杆上展示自己的身段。
散场以后，要穿过端门穿过天安门，再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停车场或叫到出租车，很多穿细高跟鞋的女士走路开始一瘸一拐。还是老外有办法，走在记者前面的一个西方女士，还没出天安门，就从包里掏出一双塑料拖鞋换上，很舒坦地走了。
其实，既然三大美声男高音像流行歌手一般在广场演唱，观众也大可不必非得像进大剧院般隆重，就像看罗大佑演唱会一样，穿一件休闲装也许更和谐。
午门广场的宏伟庄严以及舞台大制作的华丽壮观，确实令人惊叹，但“三高”在舞台上并不能变大，远远坐在380米之外端门下60美元座席上的观众别说看台上了，连离得最近的大屏幕，效果也仅相当于在5米之外看9英寸彩电。即使是2000美元的贵宾席，距离舞台仍不近，要想看清细节，还得扭过头去看屏幕。
现场观众秩序很好，掌声礼貌但冷静，而且掌声总是从后排开始传到前排。相比之下，“三高”中帕瓦罗蒂的人缘最好，一出场就满堂彩，不过他的第一支曲子《托斯卡》的咏叹调“奇妙的和谐”听上去就有点实力不济。
演出开始前，有不少人为这3位歌唱家担忧。想想看，22日晚他们还在汉城举行演唱会，连彩排合成也由中国3位男高音做替身，23日凌晨1点15分专机才到达首都机场，下午匆匆走台。如此奔波，对于加起来有180岁的高龄歌唱家来说，很难吃得消--记得卡雷拉斯和多明戈在上海演出时，前一天总是闭门谢客、养精蓄锐准备音乐会；但即使如此，两人在大剧院的演唱都出现了纰漏。当时解释的理由就是太累了。
不过，看来人们是多虑了，演出自始自终热情高涨。高难度的咏叹调在广场上并不讨观众的好，所以“三高”更多的是演唱通俗易唱的浪漫歌曲集锦，台上台下皆大欢喜。没有人会像顶真的音乐学院教授那般去追究哪一个音没唱准，哪一次气用得不对。
用听通俗音乐会的心态听“三高”，你就会觉得还不错，虽然票价实在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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