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这以前弗洛伊德研究神经病系统的重点是一般的神经系统病理和组织学的话，那么，从他向沙考特学习开始，他的研究重点就转向神经病治疗学。弗洛伊德到巴黎后，写信给玛莎说：“再也没有别人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不管我自己是否认识到这个种子会长出丰硕的成果，反正沙考特已成为了我最尊敬的一个学者。”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第一次看到催眠术的神奇功能。第一次看到了精神刺激对于身体的控制作用，以致人的肉体可以不自觉的、无意识地接受精神刺激的摆布。只要出现肉体上的病症，就可以引起各种行为反应，而这些反应都是未经深思熟虑的。弗洛伊德参加了沙考特的一系列实验和讲演，从这时候起，他开始思考着无意识的存在的可能性，而这种无意识的精神活动所起的作用是同有意识的思考根本不同的。以后，我们将会看到，对这种无意识的精神现象的深入研究，成了弗洛伊德的整个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信中，多次高度赞扬了沙考特的学风和治学精神以及工作态度。弗洛伊德说，沙考特对病人抱着高度的热情，深切地关怀着病人的痛苦。弗洛伊德把沙考特的这种态度同维也纳的医生的麻木不仁的肤皮潦草态度加以对比。在弗洛伊德带回维也纳的一张反映沙考特的工作态度的石版画中，可以看到沙考特正在帮助他的学生和助手扶持一位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女病人。弗洛伊德的大女儿后来说，每当她看到这张图片，总是激起她的上进心和责任感，鼓励着她奋不顾身地去工作。她还说，她爸爸多次指着这张画，教育她要学习沙考特的谦逊、热情和严谨的学习精神和工作态度，以致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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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在沙尔彼得里哀尔医院，弗洛伊德集中地研究幼儿的大脑和脊髓的退化现象。他还对一位女病人的尸体进行了详细的病理解剖，发现她所患的半身不遂症（病人从一八五三年起患有此病，至一八八五年才病死）是由于她在三十年前产生了血管栓塞，造成了血管硬化。他在作出上述论断过程中，一共列出了七条站得住脚的理由，并进行了严密的显微镜观察。他善于从多种可能的原因中推断出最可靠、最实际、最真实的理由，然后，他又从多种实际存在的理由中选出最本质、最主要的因素。
为了献身于神经病学的研究，他甚至写信给玛莎说：“你可以相信，当科学与爱情两者具来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为科学起见而战胜爱情。”弗洛伊德表示，他要奋不顾身地解决大脑解剖的问题。不然的话，一切都无从谈起。
弗洛伊德还说；“做为一位老师，沙考特是极其完美的鼓舞者，他的每一次讲座部是结构方面和文章方面的典范。他的文体优美而高度完善，他的讲演是如此生动和深刻，以致久久地在耳边留有回音，而他的实验操作过程则可以栩栩如生地在你的眼前保留很多天。”
弗洛伊德还为沙考特翻译论文。在《自传》中，弗洛伊德写道：
有一天我听到沙考特感叹着战后（指普法战争后）还不曾有人把他的讲义译成德文，还说假如有人愿意把他的新讲义翻成德文，他就很高兴。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自愿承担这项工作，我至今还记得那封信里的句子。沙考特接受了我的毛遂自荐。我遂进入了沙考特的个人生活圈子里，而且从那时候开始，我参加了医院里的一切活动。
弗洛伊德是在一八八六年七月完成他的翻译工作的。沙考特的这篇讲义的德文译本比它的法语原文还提早出版了几个月。这个讲义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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