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依德——科学时代的占梦师
要多少个弗洛依德支持者才能换好一个灯泡？两个。一个换灯泡，一个扶住那话儿，哦，不，应该是梯子。虽然西格蒙德·弗洛依德并不是个板着面孔的学究，甚至还写过一本小册子《幽默与潜意识的关系》，这个登载在《时代》周刊上的笑话却反映了普罗大众对他和精神分析学说的矛盾观念。在诞辰１５０年之际，弗洛依德仍然象个阴影一样徘徊在文明的进程中，他的名字和他的学说象魔咒一样挥之不去：从潜意识，幼年经历，以及性冲动对于人类自身性格和文明规则的塑造作用，到诸如正常人与心理疾病患者常常只有程度区别的论断，都始终令我们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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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不正苗不红
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分析学派的窘迫境地多少能令这种不痛快舒缓一些。截止去年为止，美国心理分析协会只拥有区区三千五百名成员，每年收治的病人不过五千人。二战结束后的五十年来，脑电波分析，基因检测技术，和生物化学中的每一项进步都在宣布弗洛依德的种种假说缺乏根据，甚至完全谬误，全美一千四百万抑郁症患者中的８０％则完全抛开了各种心理治疗，只乞灵于百忧解和各类复合胺类药物。而６０年代勃兴的女权主义将弗洛依德视为“政治不正确”的头号公敌，“女性即不完整的男性，这一论断从意识到实践中都是错误的”，传记作家彼得·盖依说，“相对于他的大言不惭，去年因发表女性先天差异而不适合科研工作的哈佛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完全是位正人君子。”而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格洛丽娅·斯泰纳姆则更为直白：“把妇女送到精神分析学家手中，宛如犹太人遇到纳粹”
不仅如此，学术界的“反弗洛依德阵营”也把矛头指向了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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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依德本人研究的科学规范性。加州柏克利大学的弗里德里克·克鲁兹在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８日号的纽约书评上发表论文《不为人知的弗洛伊德》，证明精神分析法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自说自话，大胆臆测和因果倒置”的基础上，他甚至搬出弗洛伊德致威尔海姆·佛利斯的未公开信笺证明，早在治疗安娜.O这一知名病例前后，弗洛伊德已经采取诱导十三名女性患者说出半虚构，半拼凑的早年性侵犯和压抑经历，来为自己关于癔病人格起源的论断作证：“无疑，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大多来源于他一个人的狭隘经历。”作为证据，克鲁兹翻出了一个在他的著作《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提到的著名病例：一位始终不能在维吉尔诗篇中背诵拉丁文单词“aliquis”（意为某人）的青年男子，被施以自由联想疗法，通过一连串词语的联结，讲出了“液体”(liquid)，然后是“血”(blood)，最后终于找到了这种焦虑的根源：他惟恐一位与自己有染的青年女性怀孕。历史学家彼特斯·韦尔斯考证，这个青年可能就是弗洛伊德本人，而那位女性则是明娜·贝内斯，他太太玛莎的姐姐。
如果爱因斯坦犯下这样的错误，也许不会妨碍我们对于时空，光速的理解，然而这个原则完全不适用于以人类潜意识和情感为研究对象的弗洛依德。如果我们对他本人进行一番“弗洛依德”式的分析，则会发现他种种论述中个人经历的深深烙印。1896年10月23日，在弗洛依德父亲下葬的当晚，他在维也纳玛利亚特蕾莎大街8号的寓所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来到一家理发店门口，标语为：“请闭目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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