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身体。从此之后，直到一九三九年为止，舒尔一直负责治疗弗洛伊德的疾病，他和安娜·弗洛伊德一起，成了弗洛伊德晚年健康的保护人。他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无疑地延长了弗洛伊德的寿命。
疾病的折磨看来已经夺去了弗洛伊德的许多精力。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弗洛伊德仍然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如《陀思妥也夫斯基及弑父者》等。
当一九二九年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弗洛伊德已经以坚强毅力度过了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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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世纪。他以既沉重而又充满信心的语调说：“在过去十年内，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发展历程，已雄辩地证明了精神分析学具有不可动摇的力量；但同时，它又遭到、并将继续遭到严重的阻力。”
一九三零年，弗洛伊德写出了《文明及其不满》等著作，得了歌德文学奖，但他又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心爱的母亲在这一年死去了，弗洛伊德本人的病情迅速恶化。
弗洛伊德对他的母亲始终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母亲的崇高形象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力量。每当他在灯下思索着人类精神的奥秘时，他同母亲之间的无形的、然而是强大的感情联系，使他产生神奇般的灵感，使他的想象力插上了天使般的翅膀，自由地翱翔在精神王国的广阔天地中。
母亲的死，虽然使他沉痛的无可比拟，但同以往所经受过的一切打击一样，给了他新的推动力量。
三零年十月，弗洛伊德又一次动手术。同往常一样，这次手术从他的手臂上割了一块皮，移植到下颚部。手术刚完不久，他又得了支气管肺炎。
一九三一年，英国伦敦大学赫胥黎讲座邀请弗洛伊德去讲学。赫胥黎（1825—1895）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科学家，弗洛伊德从大学学习时期起就已经很敬仰赫胥黎。自赫胥黎于一八九五年逝世后，伦敦大学每年举办一次“赫胥黎讲座”。一八九八年，德国著名的病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魏尔啸（1821一1902）曾应邀参加该年度的赫胥黎讲座。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三十三年间，由于英德关系恶化，再也没有一个德国学者应邀参加赫胥黎讲座。这次邀请弗洛伊德讲学，是给予弗洛伊德的荣誉。弗洛伊德本人是愿意去的，但无奈病魔缠身，弗洛伊德只好谢绝。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开始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向科学和文明宣战。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纷纷离开德国和奥地利。弗洛伊德面对迫害狂潮，表现得很镇定。他写信给当时在巴黎的玛丽·波拿巴特：“人们担心德国的种族主义狂热会波及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已经有人劝我逃往瑞士，但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危险。如果他们把我杀了，那也好。这不过是和平凡的死去一样，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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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了不起。但很可能这仅仅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一九三三年五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是“禁书”，并焚烧了所有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怒不可遏，他大声疾呼：“这是人做的事吗？在中世纪的话，他们肯定会烧死我；而现在，他们只好满足于烧毁我的书！”弗洛伊德显然还没有估计到如果这些法西斯势力在维也纳得势的话，他们所做的，就不仅仅满足于焚书，而必定是要焚烧弗洛伊德的肉体不可。
一九三四年，当弗洛伊德的学说遭受法西斯势力摧残的时候，在瑞士琉森召开第十三次大会。弗洛伊德在一九三五年写的《自传·后记》中说：“第十三届大会于一九三四年在琉森举行，我无法参加大会。这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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