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能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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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仍停留在精神病学科中，鲜为心理学家了解之时，社会心理学这一学科已经开始摆脱襁褓，趋于独立了。1908年，有两本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出版了，一本为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另一本为罗斯的《社会心理学》。此时的弗洛伊德仍在远离社会心理学发源地(美国)千里之外的奥地利埋头于精神分析的治疗，但弗洛伊德通过治疗得出的结论不仅与大洋彼岸的社会心理学原理有重合之处，而且在科学性和详实性上甚至超越了后者。这也许与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有关。

我们知道麦独孤试图在社会心理学中贯彻策动说，这使他格外注重本能概念，可以说本能概念能否自圆其说对于建立社会心理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本能、驱动等问题恰恰又落入弗洛伊德的研究视野，作为一种历史的研究，“台上”的社会心理学和“在野的”精神分析构成了一种对比或竞争，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弗洛伊德的社会心理学设想。

麦独孤把人的行为动力归之于本能，并认为本能是一种明显的心理历程，包括心理历程的知、情、意三个方面。麦独孤试图区分人类的本能行为与动物式的机械反射行为，将社会的影响引入本能理论，他试图借助本能行为伴随着的情绪和情操来阐述社会的影响，认为情绪，尤其是情操具有社会意义，构成了社会行为的基础。在此，麦独孤的理论包含着一种矛盾，本能与情操并不是处于同一心理水平，因而阐明情操的社会性并无助于说明本能的社会制约性。无论情操怎样兼有人的社会本性，怎样可以解释社会行为的心理基础，但作为其基础的本能是先天的，具有生物学的内涵。麦独孤的本能概念相当于一种生命冲动或生命活力，显然，这种意义上的本能概念无法说明人类的社会行为，只能把人的社会行为简化为本能行为。

弗洛伊德则缩小了本能问题，只是探讨人类的两种基本本能：爱和攻击性。由于本能问题只涉及了两种特殊的本能，并且是联系心理病人的治疗来探讨本能问题，弗洛伊德便能够深入研究本能作为病源学，行为动因的心理机制，探索本能与社会因素的关系。

一、唯乐原则与现实原则

出于研究心理疾病病因的需要，弗洛伊德首先以人类的性本能为研究对象，探索性能量在病源学方面的作用和行为上的动力诱因，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弗洛伊德片面夸大性欲的作用，把人类看作是只知追求快乐，受快乐原则统辖的动物，甚至认为，性本能的满足无需借助于社会环境。如果幻想能满足婴儿的求乐需要，婴儿就无需发展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种看法难免以偏概全，突出一点，不及其余，陷入生物学化和还原论的窠臼。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以及出于本能理论面临着众多的批评，弗洛伊德开始考虑环境因素和性本能之外的心理结构。在1920年的《超越唯乐原则》一文中，弗洛伊德较明确地提出了现实原则的作用问题。尽管弗洛伊德相信，“心理事件经历的过程是受唯乐原则自动调节的”，《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但他接着指出：“严格地说，唯乐原则支配着心理活动整个过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同上书，第5页。从有机体的自我保存角度来看，“这种唯乐原则从一开始就是收效甚微、甚至是十分危险的原则。在自我保存本能的影响下，唯实原则取代了唯乐原则。”在弗洛伊德看来，如果婴儿发现自己处于本能需要的状态，如果借助幻想再也不能满足他的真正需要，他就开始转向现实，这一过程的不断重复逐渐教会儿童更好地了解现实，追求可能满足需要的现实变化。因此，在唯乐原则中，存在着现实的影响。这种解释比麦独孤的本能论更加合理，因为有机体在本能的求乐水平上便开始与现实有所联系。弗洛伊德论述了母亲、父亲、家庭环境对婴儿本能满足的影响，并看到了人的自我和超我与伊底(本能)的相互作用，丰富了本能驱力论的社会关系内容。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弗洛伊德仍把唯乐原则当作统辖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则，认为唯实原则是十分脆弱的，在生活中，唯乐原则经常挫败唯实原则，从总体上给有机体造成损害。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唯实原则并未能改变快乐原则的性质，只是在时间上推迟了本能的满足。人们甘愿为了现实而暂时放弃快乐只是出于唯乐原则，这样做的目的是用快乐取代不快乐，用更大的快乐取代较小的快乐。唯乐原则是第一性的，唯实原则是从唯乐原则中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的。对此，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的创始人哈特曼(Hartmann,H.)曾有过精辟的评论。哈特曼把这种派生于快乐原则的，以追求快乐为目的的现实原则称为狭义的现实原则，并认为这种现实原则仍处于快乐序列之外，并没为快乐带来新东西，哈特曼看到，发展精神分析的任务是扩大狭义的现实原则，使之内在地影响快乐原则。

扩大现实的影响必须有相应的心理结构上的依据，如果仅仅把人理解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则不符合这一要求，可见，现实影响问题不单是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与心理结构有关的问题。

二、伊底与自我、超我

人类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不单是本能与环境、唯乐原则与唯实原则的相互作用，而且主要是认知和行为水平上相互作用。在此，本能冲动可以具有某种驱动作用，但往往是在人的意识控制下才能实现这一作用。可见，麦独孤把本能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为了能够解释更多，更复杂的行为。

后期的弗洛伊德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在详细研究了本能冲动之后，又假设了本能的对立面自我和超我，试图用本能和自我的对立与和解来解释所有心理疾病的原因和人类行为的动因。弗洛伊德将本能的力量归属于伊底，把反映现实，控制行为的力量交给自我，将良心和道德的力量归之于超我，这种三位一体的人格模式可以容纳某些社会心理的因素。

在弗洛伊德三位一体的人格模式中，最能体现人的本质和主动性的亚结构是自我。人类不同于动物，人类能够改造环境，使环境为自己服务，并能够控制自己的本能冲动，而不是任其摆布。在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中，自我主要有对内和对外两重使命，面对外部事件时，自我主要通过意识、记忆、逃避、适应或改变外界来完成保护有机体的使命；当面对内部过于强烈的本能冲动时，自我则控制、压抑或推迟本能的满足，像骑手驾驭烈马一样控制本能。表面上看，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仅仅描述了个体人格结构的问题。作为自我对立面的环境和伊底仍是缺少社会关系意义的东西，但是，自我概念的提出为精神分析容纳社会关系提供了主体的依据。自我的根本作用是控制与整合，有了这一作用，人类便有可能吸收环境中的社会关系因素，认识和学习文化中的价值观，并能够主动与他人交往，也就是说，有自我结构为基础，人类便有能力内化一种与本能力量相反且能约束本能的力量，即父母的形象或社会的道德法则，人类整个社会行为便有了心理结构上的根据。因此，自我概念是连接精神分析个体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桥梁之一，以自我分析为出发点必然能够揭示人格的社会关系含义，使精神分析走向社会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