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牧歌

我的心灵一度变得如同空旷的山谷。但是那牧歌总是在我的心灵里带著希望飘过，留下辽阔的回声……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从牧羊娃到小学生，从农民到士兵，从大学生到研究生，从“回乡知识青年”到“异乡插队落户”……我曾经被裹挟在造神运动的红色风暴中，我也品尝过在社会上闯荡时的世态炎凉。在经受了“而立之年”的动荡和失落，“不惑之年”的迷惘和旁徨之後，我终於在走向“知天命之年”里接受了新的信仰，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一个基督徒。美国东部那座美丽的大学城，不但圆了我追求多年的博士梦，而且成了我新生活的幸福摇篮。

回首往昔，我听到童年时代牧歌的回声。

牧童短歌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这是五十年代初期我牙牙学语时，听到母亲哼唱的最美的歌。那时母亲在村里缫丝，父亲在镇上当勤杂工。奶奶抱著我，东邻讨口饭，西家要口奶，倒是把我喂得又白又胖。五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和一群小孩子到山上去采野果子。在一场恶作剧中我从一米多高的石堰上跳下去，脑袋狠狠地撞在一个石棱上，顿时鲜血直流，失去了知觉。那时，农村真是缺医少药。当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个时辰。我躺在奶奶的怀里，母亲站在我们身边轻声呼唤著我的乳名。後来我才知道，是奶奶急中生智，剪掉了她那梳理了五十多年的发髻，烧成灰末，塞到我右前额紧靠眼睛的一寸多长的伤口中，止住了如注的鲜血，保住了我幼小的性命。

後来人们夸奖奶奶的果断，可奶奶坚持说，是“天老爷”，而不是她救了我。秋天到了，奶奶让我去学点儿“正经事儿”，於是，我成了一个放羊娃。

我的师傅是一个外村人，名叫茂竹，长得高大英俊。他每天一大早就到我们住的山坳“黑涧”来赶羊。我们带上几个用地瓜面做的乾煎饼和咸菜疙瘩，采一根野藤札腰，折一根树枝当鞭杆，赶著羊群上山冈。我曾在电闪雷鸣中和羊群一起躲进山涧，看著被狂风暴雨洗礼的天空和大地，憧憬著那位驾驭一切、也救过我的性命的“天老爷”。奶奶告诉我，天底下一切东西都是“天老爷”造的。我特别喜欢他造的羊，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为甚麽山羊和绵羊不一样。在一群羊里边，每只羊的毛和眼睛的颜色又不一样：有的金黄，有的碧蓝，有的乌黑，又有的发棕，或者呈亚麻色……不论怎麽说，羊儿真漂亮。我还想，为甚麽羊儿千奇百怪，而人都是一样的黑头发，黄皮肤？後来，当我登上美国大学的讲坛，看见美国学生黑白分明，头发和眼睛五彩缤纷，一方面回想起我的羊群，一方面又惊异地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把羊群赶到山上，极目远眺，虽然看不到“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也听不到“一阵阵歌声随风传”，但是尽收眼底的仍然是“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涧”。那青山连结著贫穷，白云遮盖著愚昧。茂竹大哥告诉我，东方天边有大海，大海底下有龙宫，大海边上就是县长住的县城，县城里有两亩地宽的大院，大院里有两层高的大楼，大楼里电灯电话，电话旁有不戴乌纱帽的县长，县长腰里别著手枪，对那些杀人放火、行凶偷窃和耍流氓的他都可以随便处置，或者关押，或者枪毙。

其实，茂竹大哥也没有去过县城，没有见过大海。但是，他对县城的精彩描述却使我对未来产生了美好的憧憬：有朝一日，我要带上足够的乾粮，去看两眼县城，瞅两眼城里人的模样，开开眼界。为此，我要上学，长大了我要学会读书写字。每次从这样的温馨的梦乡中醒来，我总是感到生命在身体内部的波动。用乾瘦的小手抠著赤裸的双脚上厚厚的泥巴，我感到自己好像一个蚕蛹子终於冲破了蚕茧的重重束缚，来到了光明的世间，并且脱胎换骨，变成了一只能够飞翔的蛾子。

空谷无声

第二年秋天，我上了小学。三间土屋当教室，墙壁上左边挂著很多“万岁”，右边挂著“二十年赶上美国、超过英国”的标语。中间的上方，画著代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火箭，下面画著讽刺美英帝国主义日暮途穷的“老牛拉破车”。上到三年级时，村里的合作社加入了人民公社，全村三百多人砸锅砍树，大炼钢铁，然後一起到公社里吃食堂－－喝大锅粥。我幼小的身影曾经淹没在往返二十里抬矿砂的长龙中。我咬紧牙关坚持著，因为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在激励著我。如果十年後中国实现了共产主义，那麽二十岁之前我就不但可以到县城里逛一逛，而且可以到北京去见大救星毛主席了。

然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美景，似乎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每当我们朝它迈进一步时，总是受到“天老爷”的嘲笑，因为我们得到的只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三面红旗”飘扬了不到三年，三年“自然灾害”就肆虐全国，当时我们连清水煮地瓜乾也吃不饱。独身了一辈子的大爷爷（祖父的哥哥）带我到山上采野果，抓虫子，扑蚂蚱。然後用火镰燃起乾草，在火焰和烟雾中我们陶醉在蚂蚱烤熟後的香味之中。然後，他在地上用柴火棍和小石子摆成算盘的样子，教我“小九九”。高小的班主任老师饿得面黄肌瘦，躺在木板上领著我们念“卓娅和舒拉”的英雄故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那乾瘪的微弱起伏著的腹部。他的有气无力，难以支撑他那满腹经纶。一个初夏的下午，带著对班主任病弱形像的记忆和他对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鼓励，我饿著肚子走回家中。等待著我的，不是可以充饥的食品，而是大爷爷去世的噩耗－－他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季节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现实经常考验我们对正在进行著的伟大事业的信心，饥饿和贫穷频繁地提醒著我们现实的残酷。几年之後，我果然到了县城。那时我所在的这个华东县城，全县七十五万人口，十三个公社，只有一所高中。为了理想，我不得不步行七十五里（约廿五英里）去上学。不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我每个星期都要在家乡和校园之间走完一百五十里山路，为的是回家取维持下一个星期的乾粮。当我用双脚去量那漫长的道路时，我有了更多的梦想。看著我在泥泞的道路上留下的脚印，我想，如果以後我成为艺术家，我会画一幅画，表现路上的各种脚印：有穿皮鞋留下的，有穿布鞋留下的，也有赤脚留下的。我属於赤脚的那种。为了省鞋，有时我不得不把已经够破烂的鞋子脱下来，挂在挑乾粮的小扁担上。

不久，我终於实现了见县长的梦想。然而，那时动乱已经开始，县长再也不能在人民政府处决犯人的布告上签字了。相反，大字报上他自己的名字被打上了红色的“叉号”。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我在一次大规模的揪斗大会上见到了被捆绑著的县长和他的夫人。为了揪出比县长更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加入了大串联的队伍，去了北京，甚至如梦如幻似地在天安门广场上，在“东方红”的颂歌中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伟大领袖”。那个荒诞的岁月自然为我编织出一些荒诞的梦：我们幻想著高唱“国际歌”，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解放全人类，使人人都能够过上我们那种“自己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

逝水浮萍

牧歌消失了。在中国最大规模的造神运动中，铺天盖地而来的是赞美“大救星”的颂歌和无庸置疑的“无神论”教育。高中校园中县长的儿子偷看圣经，先是成了嘲笑的对象，後来又成为“政治事故”而受到严肃追查。我们一方面接受“从来就没有甚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正统教育；另一方面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紧跟“伟大舵手”驶往共产主义的彼岸。进化论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神”和“牛鬼蛇”并列，而且排在最後，要彻底打倒，完全清除。

高中毕业後，中国所有的大学都关上了校门。“革命导师”为“一穷二白”的农村，加上“最广阔的天地”这一豪华的冠冕，号召我们上山下乡，到那里去“大有作为”。我本来就是农村来的，也戴著“回乡知识青年”的桂冠回到了农村。那时，羊和鸡鸭一样，都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牧歌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成了我甜蜜的安慰和遥远的回忆。

半年之後，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走进了革命的大熔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无神论的教育，变得更加系统化。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这座大熔炉里把自己锻炼成一颗闪闪发光、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世界革命的大机器上“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因此，我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好被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在革命熔炉中熔化，我的牧歌也被称为“无病呻吟”式的伤感而变成逝水中的浮萍。

1977年，当我离开部队又一次回到农村的时候，炊烟依旧。我的心灵一度变得如同空旷的山谷。但是在我那漫长而曲折的心路历程中，那牧歌总是在我的心灵里带著希望飘过，留下辽阔的回声。在那悠扬的回声中，我听到牧羊人的鞭子在空中一个漂亮的翻卷之後那清脆嘹亮的声响，看到群羊在牧者的吆喝声中拥向白云下的原野。

别样滋味

考入高中之前，在乡下每年如果能够看上一场电影，就要为那些革命故事激动好几天。放映前大半天望穿秋水似的等待，放映时在人群中饥渴难耐的拥挤，以及放映後脑海中“剪不断、理还乱”的影像，构成了一个个新的梦想。到了县城後，学校里经常放映阶级教育的电影，还有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片子。银幕上美好的影像和现实中贫穷生活的巨大反差，渐渐使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伤感和绝望。久而久之，我发狠不再看电影，为的是集中精力，刻苦学习，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高中一年级还没上完，十年动乱开始了。老师被赶下了讲台。为了摆脱资产阶级教育黑线的桎梏，我们“自己解放自己”。青春的希望，想得到电影和艺术的慰藉。然而，和图书馆一样，电影院作为传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毒素”的场所，贴上了封条，想看电影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後来，天老爷用他那特有的幽默感让我“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位我最尊敬的语文老师被调到“县革命委员会批判毒草电影办公室”（简称“毒办”），参加撰写批判文章。有一次，他悄悄给我一张电影票，我看到了电影《武训传》。

从此我的生命之舟驶进一个全新的河道。我被武训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直流。他生活在清末，小时候家里贫穷，没钱读书。偷偷到私塾听课，被老师一阵拳打脚踢。从此，他发誓要通过要饭行乞，积攒一些钱财来兴办“义学”（就是公立学校），让所有的穷孩子都有书念。後来，他辛辛苦苦积攒的钱财被财主家诈骗一空。但他并未灰心气馁，而是在晚年继续行乞，甚至让人踢打，当马被人骑，终於办起义学。这个乞丐的献身精神和那些令人无限伤感的电影画面，一方面使我产生了想当教师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使电影成了令我心荡神怡、但又可望而不可及的偶像。

在我入伍的第二年，我因为有高中学历，又能够写写画画，被挑选为某野战军的电影放映员。可是那时，我们能够放映和观看的电影，除了八部“革命现代样板戏”，就只有几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片子－－有人概括为“朝鲜的哭哭闹闹，罗马尼亚的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的莫名其妙”－－加上中国的新闻简报。这些电影和这段经历，使我有机会对电影语言有了初步的了解。漫长的军旅生涯结束後不久，为了爱情的缘故，我又一次回到家乡，从事农业劳动。中国改革开放後不久，我终於实现了上大学的愿望。虽然已经是高中毕业後的第十个年头，但是仍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後来，我又考上电影艺术研究生。毕业後一面在大学教书，作研究，一面在电视台从事影视制作。

试想一个穷苦的牧童，小时候没有机会看电影。後来可以看电影时，又因为艺术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而痛恨电影。然而一部电影又改变了他的思想和生活，後来又成为电影放映员和电影专业研究生，并进而成为专业影视工作者。有一次，在我编导的一部大型电视专题片中，我要介绍电影和文化文明以及其他姊妹艺术的关系。

柳暗花明

我的事业和追求在山穷水尽之後柳暗花明。我的心路历程也峰回路转，走向绿洲。从此，我的牧歌也谱上了新曲。

九十年代初期，我来到美国东部一所大学，在艺术学院攻读比较艺术学的博士学位。我的专业要求我对西方文明和艺术有系统的了解。在长长的参考书目中，圣经列在首位。因为对西方文明和艺术的研究，离不开圣经和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西方艺术史上的许多名作，都取材於圣经故事。当时看圣经，只是为了得到一些素材，为了写好期末论文，而在心里，仍然对圣经中的创造论和救恩观持怀疑态度。

在我选修的有关西方艺术史的几门课程中，都有对圣经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奠基性地位的论述；在视觉和空间艺术，听觉和时间艺术以及综合性艺术中，都有取材於旧约和新约的经典性艺术作品。我看到一条巨大长廊，那里耶稣基督是所有艺术刻划描摹的中心。在早期罗马基督教艺术作品中，我看到好牧人的艺术造型：他找到了迷失的羊，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在中世纪艺术中，我看到“耶稣作为好牧人”的精美形像：他用十字架作为杖和竿，带领和牧养他的群羊；我也看到“好牧人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把绵羊和山羊分别出来”。

那淡漠已久了的牧歌在我的心里重新响起。在这孤身海外、困苦流离的时候，阅读这些“在世界文学史上堪称杰作”的圣经书卷，就如在沙漠中疲惫地跋涉时，看见一片绿洲。我的牧童的经历，使我对圣经中描述的“最伟大的牧者”的形像有著特别的感触。想起我曾经像一头没有牧者的羊困苦流离，在人海中沉浮，在弯曲的道路上艰难跋涉，我的心，渐渐被爱所融化。

这新曲的旋律之一，就是艺术作品中的牧羊人形像和田园诗画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主题。在论文的前言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的论文题目经常使我回忆起童年时代的两个梦想。一个是当我手执牧鞭，赶著羊群走在崎岖山路上时，我梦想有朝一日，能知道‘黑涧’－－我的家乡－－以外的事情；另一个梦想是长大以後，我能读书写字。感谢上苍让我美梦成真。

回顾心路历程，回想牧歌从跌宕起伏到时隐时现，再从销声匿迹到悠扬嘹亮，我真是感谢上苍的奇妙设计和精美安排。我的牧歌在我的事工中变得更加深情，更加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