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众多公有单位的解体，原来在单位大院的孩子被分散到各个商品住宅小区中。脱离熟人社区后，本来在家庭里已经形单影只的“独生子女”们在自家院子里也知音难觅。
交通环境更加复杂了，单位和学校也可能变得遥远了，学习竞争愈来愈激烈了，于是，无论在家里，学校里，还是在上下学的路上，许多孩子几乎都有家长和老师在全程监护。
他们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空间放置在成人的眼皮底下后，要么提前早熟，要么独自面对成长的困境，并可能患上各种心理疾病。
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半，李钰刚刚从补课老师家里出来。忙碌一天的李钰出门后打了个冷战，直到现在她才感受到了今天气温的下降。她深吸了一口气，向公交车站走去。
等了近5分钟后，李钰上了回家方向的车。
坐车回家大约需要半小时的时间，这也是她每天上学路上需要花费的时间。事实上李钰家旁边就有一所初中，但她的父母托人联系了现在这所离家较远的学校，因为这里考上“重点高中”的人多。
李钰的父母曾经想在她学校附近租个房子，但被李钰拒绝了。她对父母说不需要这样费事，但事实上李钰有另外一层考虑。
想摆脱全程监护的处境
真正的原因是她很享受这半个多小时的路上时间。“这是我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睡觉时都没有这么放松。”李钰说她昨晚做功课做到后半夜两点，而这对她而言是“家常便饭”。“有时睡得很轻，会突然间以为自己功课没做完而醒过来”，她说。
12岁的李钰表情木然，她说这是自己在放松脸上的神经和肌肉。车上人不多，李钰习惯往车窗外望。这对她而言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户外时间”。除此之外，李钰大部分时间呆在屋子里——家、教室、补课老师的家。
“可能我喜欢这种氛围，夜色是冷寞的，这更贴近我的心境，让我觉得亲切。”今天并没有发生什么令她不开心的事，但李钰也找不到令她开心的理由，她觉得这种孤独情绪已经成为自己性格的一部分。
李钰很难回想起她以前有什么样的特别快乐的时光，在没上学之前她就开始学钢琴，上小学后开始上奥数班、英语班，现在上初一的她每周要补3门功课。这是她对自己放学后时间的总结。李钰说今年除了春节时父母让她休息了几天，其他时间都在忙着。
李钰说父母对她的成绩还算满意。她的母亲经常跟她的班主任老师联系，有时打电话、有时直接到学校里去，包括找李钰的任课老师沟通。
“一般还好，但在他们面前我没有任何隐私，你知道吗？没有自己的空间。”李钰说，无论她的任何事情，他的父母都了如指掌，包括在家里和学校。李钰在小学五年级时曾经因为妈妈看她的日记而大吵了一次。“但没什么效果，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双方就渐渐妥协了。”李钰说她知道她妈妈现在还悄悄地看，有时还有意无意地看她的书包里都有什么东西，吵过几次后李钰也就不怎么强调“隐私权”了，“那些权利离中国的孩子太遥远。反正也没有他们担心的那些事情出现，看就看吧。”
李钰有一个掌上电脑，里面装了一套英文学习软件。这是他爸爸让她在车上背单词用的。但李钰很少用它，对她而言，这半个小时是她惟一可以透口气的时候，她想逃脱的是被严密监护的生活。
“完全监控”下的成长之不能
和李钰一样，14岁的林超最近总会情绪低落，有时甚至会落寞地流泪。他跟同学之间的关系现在越来越糟了。
那是一节英文课，他知道他的同桌刘莉带了一件玩具，就在她的文具盒里。他拿了出来把玩，结果让老师发现没收了。下课后刘莉大发雷霆，在全班同学面前呵斥了他，心虚的林超当时无言以对，不知如何应对。
林超不知道该如何与同学交往，从小到大很少参加体育活动的他给人笨拙的感觉，男同学对他友好的推搡让他在东摇西晃中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种互动来推进他们之间的交流。只好以笑容回馈，但他得到的是同学的轻视。
林超越来越频繁地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他认为这归罪于父母。
林超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师，在他出生之后，父母希望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天才儿童。从胎儿时期开始，他们就为林超安排了各种教育。当他三岁半的时候，母亲开始向他灌输解方程的概念。对孩子的教育，他们崇尚越超前越好。上学之后，父母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林超的学习上，为他打造了每周七天的学习计划。
林超在生活中的所有决定都被父母接管了，除了学习，父母禁止他做任何事情，他不知道邻居姓什么，也从来没有在楼下玩过。直到林超14岁，洗澡、系鞋带这样的事情仍然是他妈妈帮他完成的。他很少跟同龄人游戏，他的所有时间都在学习，他的交往对象仅限于父母。
情绪的恶化开始于小学高年级之后，进入青春期的林超发觉自己是如此的孤独，经常处于一种受挫的状态中。面对同学，他想主动说些什么，但经常不知道如何张口，这使他经常处于一种落寞与孤独情绪当中，性格也开始变得胆小怯懦。
这种境况让林超在家里时脾气变得暴躁。随着年级的升高，父母对他的“监控”越来越严格，这让林超感觉到痛苦，并开始和父母吵闹。抑郁的林超在情绪发作时经常通过摔家里的东西来发泄，但这不能让他感到任何的慰藉。对将来他已经开始感觉到恐慌，但对现在的生活他也没有任何的眷恋。
没有玩伴的情感缺失
李钰和林超并非个别现象，在中国与他们相类似的孩子越来越多。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类似如下的景象愈发呈现于成人面前：孩子们双手支腮安坐于角落里，面无表情、目光迷离，对于身外的刺激他们往往瞥过一眼后便再不理会，忧郁在他们周围的空气中凝聚，这些纯洁的天使似乎在一夜之间丧失了他们所有的灵动与生气。
这种被抑郁孤独的情绪感染的孩子数量空前众多，他们多集中于竞争激烈的大中型城市，他们的父母可能是白领也可能是普通的工人。对他们而言，传统“童年”概念里的美好经历在他们这代人的经历中很少复现。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被家长更多的干预和设计，这种设计的本身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数据，在世界范围内儿童患有不同程度心理问题的比例为20%，这意味着当你每被4个灿若阳光的孩童笑容熏染得身心愉悦后，便要为另一个孩子的忧郁而感伤。而在中国这样城市化速度很快且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度，普遍的说法认为，孤独孩子的数量会相对更多。
孤独情绪损害了儿童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他们被过早地套上了学习枷锁，成了家长和学校的“囚徒”。这使他们的成长方式发生了转变，即由过去的群体的、活动的、自发型的，变成了孤独的、安静的、被迫型的生活。儿童的社会性发展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这种形象的形成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家庭中没有儿童伙伴，也就是兄弟姐妹的缺乏。”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说。
一家三口的“核心家庭”的普遍，使都市中孩子没有自己的兄弟姐妹。但儿童伙伴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家庭中的儿童伙伴对孩子成长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这表现在方方面面。”周孝正说。
周孝正认为，家庭儿童伙伴之间的交往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教育，这种情感教育并非是单一的。人的情绪非常丰富，他会在这里体验各种情感，比如分享。对于独生子女而言，在家中是不存在分享的，因为除了他之外都是成年人。但分享这一品质却很关键，但没有家庭儿童伙伴的孩子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品质。
“家庭中的儿童伙伴有很多的作用，兄弟间闹矛盾了，一方会有挫折感，另一方则会产生成就感。但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通常又是有度的，不会严重，这是种尺度的把握。”周孝正说，正是这种家庭中儿童伙伴的交往，成为对儿童人格形成的一种必要的环境。对于这兄弟姐妹的作用，别人是不可以替代的。
这种有尺度的儿童伙伴交往有助于儿童对各种情感的体验和认识，并学会正确地处理和对待。
“在小的时候没有这种挫折的体验，孩子在进幼儿园、学校之后是无法补上这一课的。”周孝正说，在对儿童成长过程中，兄弟姐妹是家庭外的儿童伙伴所不能替代的，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周孝正把这称为一种“童子功”，缺失之后无法弥补。
极度关注下的灼伤
与周孝正的“童子功”说法相类似，北京儿童少年心理卫生中心主任郑毅教授用一个例子来形容儿童心理成长。“对于儿童的心理，一旦问题形成，年龄增长之后就很难改变了。这就像是小时缺钙而得佝偻病，无论你长大后如何补钙都无法矫正了。因为关键期、可塑期已过。”
而同是作为独生子女，现在的儿童与那些现在已经步入成年的早期独生子女相比，他们的交往范围更加局限，他们不再像以前的孩子那样跟邻居的孩子一起玩，甚至同学之间在学校之外也很难聚在一起。
只有一个孩子，这增加了父母的不安全感，他们会更小心翼翼地看护自己的子女，不但父母把关注焦点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甚至祖父母辈的期望也全部压在这一个孩子身上，这种压力形成对孩子的压迫。
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动与转型期间，身处之中的孩子父母本身就处于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环境，这种使他们自身安全感的缺失引发的心理问题比如情绪的焦躁，会或多或少转嫁到他们的孩子身上，他们的养育方式往往具有极强的功利色彩。
郑毅表示，现在很多孩子是在父母的设计、“监控”下，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时期成长的。父母的设计和“监控”是对的，应该负有这样的责任。但父母的养育理念有问题，他们对社会的激烈竞争理解为文化知识的竞争，过分强调了知识教育、文化教育，从而出现了“知识消化不良综合征”，而对能力、社会性、孝心、同情心、责任心这方面的教育非常缺乏。
知识消化不良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它最大的问题是压抑了孩子的上进心、好奇心、责任心，进而致使孩子出现了厌学情绪。
而与此相关，学校教育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005年9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北京、上海、广东、云南、甘肃和河南6个省(市)进行了“中国中小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现状与期望调查”。调查发现，无论是平日还是周末，中小学生在写作业时间上的超标比例均超过一半。其中小学1～6年级学生2005年周末作业时间超标比例达70%以上；57.6%的中小学生因“学习压力大”而苦恼；近一半中小学生2005年暑假参加过培训班。
正在提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