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从中南民族学院法律系专科毕业的时候，内心一片迷茫。一来专科生的就业压力已十分明显，二来临近毕业却突然获知，国家将正式取消毕业生包分配制度。我原来自恃是国家计划公费生并拥有自治区首府户口，还曾幻想着可以凭借国家分配的办法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可一下子连搭上最后一班车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
和许多同学一样，那年我也热火朝天地忙着制作自己的自荐材料。但那本花了足足两个月的时间精心打造的厚厚的人生敲门砖却毫无价值。从南到北，巨大而拥挤的毕业生双选会上，“专科生”几乎找不到立锥之地，各家招聘单位似乎协商好了一般，无一例外地都高挂起只招收本科以上学历的标牌。
尽管我自信自己的水平毫不逊色于本科生，也拿出了不少在全国报刊发表的文章和一叠厚厚的各类奖状加以证明，并鼓足所有的勇气与招聘单位努力争取，但结果都是徒劳。
从一开始参加双选会的新奇、兴奋，到走出会场的满脸失意，命运开始无情地玩起了蹦极游戏，自信心就如同下落的身体一样，在坠落的始初，尽管会因为牵引的作用而有一个迅速的有力的反弹，但随着力道逐渐减弱，反弹的高度则越来越低，直至跌落底谷。事实便是如此，参加双选会的次数越多，信心指数降得越低，到了毕业后期，我的身心已备受煎熬，甚至无力再去面对双选。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抱怨那些惟学历高低择人的现象，也不止一次地后悔，自己当初填报志愿时为了替父母省下一笔大钱而没有填报自费本科，却做了读公费专科的选择。
然而，现实就是现实，颓废和抱怨都无济于事。再三的遭遇挫折使我逐渐认识到继续提高学历的硬度和自身的素质尤为必要，因此，毕业次年我立即报名参加成人高考，继续完成法律本科学习；另一方面，我不再去涉足那些被认为较好的单位，转而投向营销类的个体私营企业。
但社会阅历的缺乏很快让我尝到了另一种苦果———掉进了皮包公司的陷阱，那些所谓公司的老总们以巧言令色骗取了我们一帮新员工两个月的辛苦劳作之后，便人去楼空。
又一次的失败让我更感疲惫。幸好朋友透露，一中专学校急需一名法律代课教师。为了度过失业状态的极度恐慌，我软磨硬泡，终于用诚意打动了校方。尽管只是暂时代课三个月，尽管工作辛苦，尽管只有324.8元的月工资，但我还是十分珍惜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满怀热情投入了新的工作。用心、谦虚加上精彩的讲课使我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校方的好评，短短三个月的教学期间，本校的两位资深教师竟提出要前来听课观摩。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能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代课是短暂的，由于难以解决转任正式教师的问题，我不得不另谋出路。随后，通过人才市场的招聘，我成了水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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