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年的冬天，天气寒冷，又买不到燃料。弗洛伊德不得不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寒下，守候着没有暖气的诊室，寒冷迫使他在室内穿上大衣和皮手套。晚上，弗洛伊德又要用冻僵了的手执笔写稿和校阅稿样。
由于经济困难，弗洛伊德不得不靠借债度日。通货膨胀的结果，使他原有的价值十五万克朗的存款化为乌有。这样，当他六十岁开外的时候，他手头仍然一文不名。
在这
一时期，弗洛伊德曾写信给钟斯说：“我简直不堪回首那最暗淡的日子……我知道你的处境也是很困难……遗憾的是，我不能为你提供任何有益的东西……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很坏的年头里。”
一九一九年底，弗洛伊德夫人也身患重感冒而更加衰弱了。
在战后一段时间内，唯一给弗洛伊德带来慰藉的，是精神分析运动的广泛发展。
战争带来的灾难，使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更多了。另外，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精神上的空虚、苦闷和悲观，使人们更加重视精神分析学，希望求助于它来探索解除精神苦闷的奥秘。
因此，战争结束以后，西欧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大大增加。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各国的支会进一步有所发展，对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活动也大大增加了。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说：“欧战虽然摧毁了好多好多的社团组织，但对我们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却毫无影响。战后第一次集会在中立国荷兰的海牙举行。东主国荷兰殷勤地接待来自中欧各国的赤贫挨饿的代表们，景况令人感动。我相信这是英、德两国的人在战后的废墟上第一次围桌而坐，共同友善地讨论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对于战场神经病的观察，终于打开了医学界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心理因素在神经病中的重要地位。”
一九二零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精神分析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稳固基础。战争使精神分析学深入人心，渗透到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到一切与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关的学科中去。从此，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迈入了崭新的阶段。精神分析学开始成为无形的精神酵母注人文学、艺术、社会学、教育学、法学、政治学等领域；而在渗透的过程中，不但精神分析学起到了改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部门的作用，而且，精神分析学的不足部分得到了发展和补充，它的不准确部分得到了纠正和改造。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弗洛伊德担负起更重的任务——他要负起在理论上补充、发展、修正精神分析学的重任，还要指导它在各部门的实际应用，总结新的经验。
一九一九年，维也纳大学把弗洛伊德从副教授提升到正教授，但仍然没有让他在学校和系里担任学术上或行政上的领导职务。
一九二零年三月，弗洛伊德写信给费伦齐说：“我刚刚完成一篇二十六页长的论被虐待狂的病源学的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叫做《孩子挨打》。我已经开始写第二篇文章，它的题目带有神秘的色彩：《快乐原则的彼岸》。”这篇文章于那年夏末写就。
《快乐原则的彼岸》是弗洛伊德在整个二十年代所写的有关本能的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由于“本能”理论的建立，使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理论更加成熟和更加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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