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将“空巢期”名词普遍化使用。一般的文献也认为,当孩子离开家的时候,父母确实有失落的反应。
由于种种的失去而导致的孤独,引发生理上不适,以及心理上的一系列消极反应,医学上称之为“空巢综合症”。
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德的7000居民作了历时9年调查后确认,那些生活与外界完全隔绝,既无配偶、又无朋友和其他社交活动的人,其死亡率比有正常社交活动的人高一倍。儿女们由于学习、工作离开老人或成家自立门户与父母公开吃住,更会使父母感到孤单、空虚,似守“空巢”。白头偕老是每一对夫妻的共同心愿,但由于各种原因,有部分夫妻不能相携到生命的最后。当其中一方先撒手而去,剩下一位孤苦零下,面对四壁冷清的家更似"空巢"一般。
我国较早提出“空巢家庭”这一概念的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蔡文媚教授。她认为,形成"空巢家庭"的原因,较早要追溯到八十年代兴起的“出国热”。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工作繁忙或交际频繁,使现在的年轻人顾不上对老人的照顾,也缺少与老人的沟通,老人们独居时间较多,因此形成实质意义上的“空巢家庭”。
但是时至今日,“空巢”也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不少中年人因为孩子到外地读大学,也成为守候“空巢”的人。
父母盼儿归:听,“空巢”里的一声叹息
徐志是重庆人,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大三的学生。当初徐志选择来北京上学,是家里一致同意的,不过现在徐志的妈妈希望他毕业了能够回去。
徐志的妈妈因为单位不景气,下岗在家。“徐志刚考学走的那一阵子,我就好像那皮球泄了气一样。早上,还习惯性地去敲他的门,叫他起床,可门一推开,屋里却是空荡荡的。他人去了北京,我这当妈的心也跟着去了北京。”
“时间久了,好像多少习惯一些了,有时候一个人在家里忙忙乎乎的干家务,忽然不知道怎么就想了徐志,哎哟,心开始发慌,就觉得好像是出了什么事一样。手里的活也做不下去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眼巴巴看着表,盼着他下课,好跟他通个电话。每回电话一通,一听他说话还活蹦乱跳的,我这心才算放下。”
“说实话,他现在不回家,我们特别不能理解,我们眼巴巴地盼望了几个月,就等他放假回家呢,可他不是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去宁夏了,就是一个人去黑龙江旅行去了。好不容易等到他的电话,本来以为他要回家,结果是向家里要钱去旅行,不给吧,孩子这么大了,想见识见识也应该支持。可他就是不能理解我们这当爹妈的心啊。有时候跟他爸说着说着我就哭了。他爸也不爱说什么,嫌我烦了,他就出门打牌去了。我就只好一个人坐那儿发呆。一直等他爸回来了,才睡觉。那觉怎么睡得好呢?”
“徐志走以后,他爸现在也改多了,有时候也陪我去早市上买菜了。以前这都是我的活儿。可只要我们俩去,一准儿是,早上提个空篮子出门,快中午了又提个空篮子回来。去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回来两个人都气鼓鼓的。我看不惯他见什么都往篮子里放,也不看东西好不好;他嫌我为了几毛钱的小事跟小贩讲价钱犯不着,是浪费时间。回家以后,我们都说再也不一起买菜了,可是后来他还是陪着我去买菜。”
徐志的妈妈声音突然很疲惫:“自从小志上大学后,我心里就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东西一样。我一天顶多和他爸见上两次面,就是早晨和晚上,赶上他在单位值班就更见不着了。以前有个孩子,一天团哄哄的,没觉得怎么样,徐志这一走,我们好像做什么都特别扭。连窜门拉家常的心情都没有了。”
徐志的妈妈说,“我不放心,他爸爸也不放心,就这么一个孩子啊!他上学去了,我们在家没事的时候,就看他的相片,一本本地看,都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
如果按照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计算,徐志的妈妈至少也将继续在“空巢”家庭中生活20年。20年是什么概念?7300多个日日夜夜。而徐志20年内能陪妈妈300天吗?
“住在一个城市,见面的机会也总会多些啊!”徐志的妈妈在电话里最后这样说。
游子心声:其实我想家
李红的家在贵州,距离北京有3千多公里。四年前,刚考入中国矿业大学时,他是先从半山上的苗寨步行四五个小时,然后再坐三个小时的汽车到镇上,不赶停歇,需要马上转一趟去县城的长途汽车,在县城再搭车去贵阳市,如此周折后,才能登上赴北京的列车。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列车旅行,当李红的双脚结实地踏在北京的土地上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这里才是我的天地,这里才是我未来生存的地方。”
就这样,要在北京“生根”的李红,大学四年都没有再回过家。
“我知道我爸妈想我呢,特别是我爷爷,是他把我带大的,他更想我,我也想他们。说实话,我有点怕回去,没上大学的时候,我还能帮家里干些农活,割稻子、打场,都是力气活,我都能干。现在干不了了,看见家乡的那种贫穷,我真的想哭……呵呵,就算我回去了,家里也不让我干,我也真的没那力气了。”
李红不好意思的笑笑,走到窗口前,淡淡地说:“已经是冬天最后的时候了,一年的农事早都结束了,应该开始准备明年的种子了……”
“从小就在那山里,闭着眼睛我都能知道在哪个地方该拐弯了,什么地方有野果子。太熟悉那了,可我们那儿真的是太穷了,穷怕了。所以我发誓要考出去,到外面去看看。”所以大学四年,一放假,他或者找工作,或者去旅游。
“家里现在只有一个弟弟还在读书,我爸妈现在其实不用像以前那么辛苦了。我跟他们说过很多次,趁着现在还能动,赶紧到处走走,像我爷爷那样,年纪大了只能呆在家里养老,那是没办法的事。我爷爷要是能旅游,我就跟他说,让他别总在家里,多没意思。”
说起了他的爷爷、爸爸、妈妈,说起他3千公里外的根,李红的声音就好像变得遥远。花草伤了根就会枯萎,人也一样吧,所以他很小心,连声音都很轻。
“我把我去过的地方的照片给他们寄回去,他们总是很高兴。只能让他们通过照片看到我,有时候想想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好在还有电话,一个星期打一次,我不打过去,他们也会打过来。能听到声音就不一样了,就感觉我还在他们身边一样。”
“电话是好东西,我现在每周都会跟家里通电话,短的二三十分钟,长的超过两小时。每次电话拿起来,总是不容易放下,其实也没有很多话说,无非互相问问身体好不好,天气怎么样,吃什么了,家长里短的事情一聊总是没有完。总是说挂了,挂了,可总是舍不得放下。又追问他们要注意身体,于是问过的话又再说一次。”
冬日的夕阳把最后的一点光亮洒进李红的眼睛。电话费都该赶上李红回家的路费了吧,可是那回家的路,李红看着总是太长。不知道此刻,贵州那半山上的苗寨里,三位老人的眼里是不是也盛满了这一抹残阳。
“他们也挺理解我的。虽然快要放假的时候,他们照例总要问我回不回去,但也没有逼我说一定得回去。我说不回了,他们就问问我要做什么。”
“失望肯定是有的,不过比我刚进大学那阵好。他们现在也习惯了。有时候,我突然打电话回家,他们反而不习惯,以为我出什么事情了,不停的问我怎么了怎么了,那个问得详细。”
“我没想过跟他们一起去个地方旅游,他们有他们的活法,我有我的。”
“去年过春节的时候,小弟给我打电话,说天不亮,爷爷就起来了,趴在窗台上往外瞧,我问他看啥呢,他说没啥,就是瞧瞧。爸妈也是有事没事地到院里转,小弟心里明白,他们是希望我能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小弟劝了好几次了,我妈说,知道你哥不能回了,可这心里总好像搁不下,万一回了呢……”
“说着说着,小弟就在那边哭,我让小弟喊爸妈接电话,我刚说了一声:妈,过年好,眼泪就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李红眼睛里光亮陪着今天最后的斜阳落了:“他们在电话那头哭,我在电话这头也不好受。他们哭还不让我听出来。哪能听不出来呢?我就装做不知道。那头电话挂了,我还握着话筒。”
专家说: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长期负责学生工作的李庚老师说:“对学生不回家,老师和家长应该理解,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主要取决与学生自己的想法。不过,亲情还是很重要的,现在的学生还比较年轻,还不能完全了解。这需要个过程。”
“传统的大家族居住的模式将会越来越少,中国的家庭结构会向简单化发展,这是现代家庭人口结构发展的必然趋势。应该说这也是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
“ 在西方,年轻人很早就开始了独立生活。西风东渐,国人在崇尚自由、张扬个性的同时,现代大学生更是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渴望自由、独立的种子。年轻人身处社会的潮流之中,总是尝试着想尽快去适应这种生活方式,跃跃欲试想早日独立创出一番事业。这是对中国传统的裙带关系的打破,也是个体思维的进步,无论对社会、对年轻人都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中国的父母很有必要学习国外的父母。在许多发达国家,‘空巢家庭’非常普遍,父母和儿女一样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生活方式和生活乐趣。”李老师认为,“国外的父母在孩子离开后,仍在追求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情感交际网络和一片天地,他们多选择定期联系、聚会等更为平等的方式与儿女沟通。”
“当然,年轻人这种做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由于他们社会阅历不足,年轻气盛,很容易出现严重的过失。其实,参与广泛的社会交往、过独立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远离家庭、摆脱父母。父母这一辈人有着很深的社会阅历,年轻人如果能多与父母沟通,虚心接受他们的指导,更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过失,更易取得成功。”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变了,他们追求的是个性、独立,在一个没有家人的地方独自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是现实,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不失为一件好事。”李老师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