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萧萧是在初二时被编在一个排里的。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年级叫做连，班级叫做排。校方忙着革命，顾不上学生的学习，一切唯家庭成分论。
萧萧的父亲早年参加过新四军，头顶着背包在南方的某个湖里涉过水，因此她早早就当上了红卫兵。虽说她因父亲的文化不高而心生叹息，我却很羡慕她，因为我家的成分不好，她可以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学校某思想宣传队里蹦蹦跳跳，而我却每逢校级班级批斗会总是战战兢兢。令人羡慕的还有她有一个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妈妈。在那个一册在手万卷皆废的年代里，她的妈妈可以偶然带回一点“禁书”，我们渴望一切新鲜活泼的东西。
我们是怎么好起来的？我们都记不得了，大约就是从借书开始的吧。萧萧有时会带来一本前苏联侦破小说，薄薄的一本让人眼睛放光。看之前先为它包个皮，一来可以偷偷带上课堂；二来可以留个爱惜图书的美名，讨她妈妈的欢心而不会断了书路。借阅范围之小，借阅方式之隐秘促进了我们的友谊。
虽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阵营，但这不影响我和萧萧的交往。我们去农场学农，熄灯之后顶着一床被子打着手电快活地分食一小包她家人从南方老家带来的芝麻酥糖，舔完手指又舔糖纸。
我去拉练，背着小行李卷在城市周边做速度为30～40公里／日的行军，数日不归，间或模拟与美帝苏修蒋匪遭遇之状。萧萧身体不好另兼有宣传鼓动我们之重任，她没有拉练，却想法捎给我一只饭盒，里面有我妈妈做的咸菜，还有她放进去的糖块，那应该也是从自家嘴里省出来的吧。
萧萧的爱说爱笑、无拘无束让人愉快，富有同情心、重情重义令我心安。多方面的天壤之别使我们很少在同学面前显示我们的友谊，这一是由于情势所迫，二也因为少年人的担心、敏感和骄傲。在那样一个让人担惊受怕的年代，在那样一个不谙世事懵懵懂懂的年龄，拥有一个信任你理解你的朋友无疑是命运对你的厚爱。
革命革掉了初三，也革掉了高三，一转眼四年过去，已进入花季的我们要到农村这广阔天地去绽放了。我们不属于老三届，革命激情已相当弱，下乡是为了回城，早去早回人尽皆知。还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萧萧成了免于插队的幸运儿。为避免站台上的离愁别绪，这幸运的人提前去我家送我，泪如雨下。三十年后，我写下这只有天知地知的一幕不禁悲喜交集，而当年我并未流过一滴眼泪。
我们一起分享了我在农村的劳累，分享了她参加工作的喜悦，虽然千山万水，虽然分多聚少，但我们从未生疏过。
盼望已久的招工导致的绝望，不期而至的恢复高考带来的希望，繁重的体力劳动，枯燥的精神生活，格格不入的陌生环境，远在天边的亲、爱、友情，这就是我的一九七七。在那段日子里，我接到了我平生第一个长途电话。萧萧做长话接线员工作，“利用职务之便”她把电话从省城打到我所在的市，从市里查到我的单位，从单位追到我的工作地点：一条山沟。在那个“精神富足”但电话机却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个迂回曲折的来电让工友们惊奇不已，让我惊喜万分。日久年深，电话的内容已模糊不清，记住的是一份永远的情意。
现在，生活又使我们相隔千里。萧萧四十岁生日的时候，一向疏于写信的我用写信的方式祝她生日快乐，告诉她这半生里她为我做得多，我为她做得少。
我们的友谊像一条小溪，波澜不惊却有自己的方向，她滋润我们不知不觉已过三十年了。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成了知己。我感谢中文里有知己这个词，她比“朋友”更能表达我的心意。我感谢上苍让我在茫茫人海中拥有我的知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个人怎样悲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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