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满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走进了船渠工厂（就是如今的大连造船重工），被分到汽锤组当锻工。刚一进厂，那真眼晕，“咣”“咣”的汽锤更吓死个人，红红的钢锭烤得脸都要糊了，帆布工作服里汗如雨下，浑身水浇似的，上一回厕所得倒一遍鞋里的汗水。同来的20多个伙伴，吃不了这苦，很快就只剩一半了。可我咬牙坚持住了，还很快入团入党，当上了班组长。当全国、省、市劳模共28次，还获得了全国和辽宁省的“五一”劳动奖章。
1958年，我们“张玉金先进生产小组”一年干了两年半的活，对外说低点，说一年干了两年的活。市里开大会，机车厂熊敬林小组下战表：一年干两年半的活!我心里有数，马上应战：一年干三年的活！凭什么呢？“苦干实干加巧干”！那时我就补习文化从一年级补到了中专毕业，胎模卡具研制了好多。比如，锻碧流河上的挖泥船那链子板，三台400公斤汽锤同时开干。一个班能干30个，干一个活中间得换好几次胎具，我就设计出连续用的胎具，先上压刀把带梢带把的大头打出来，然后压板一翻把长短截好，再回来“啪”“啪”几锤把中间部分打成型。我们的胎具经常一做就是三副，给那两个兄弟汽锤组，“一人先进单枪匹马，众人先进移山倒海”嘛!随着胎具不断改进，最后我们一个班足足干了230个!你问怎么干的，就请看这张照片吧。
这种烟火钢铁的地方很少有女人的身影，可你看，锤后还有个小姑娘!她叫张爱敏，负责开汽锤，那年二十出头，这小女孩可不简单，手疾眼快。这锤可不是瞎砸的，轻重快慢都大有讲究。她和我这个掌钳的组长配合得十分默契，根本就不用命令(喊也听不见，使眼色、打手势也没工夫，我们眼盯活，手干活)，她的锤就像我的手开的，又果断又灵巧。比如本来活要翻过来，汽锤就得停了等，可我们像变戏法，宋师傅“啪”地一翻，我“刷”地一夹，她“咣”地一锤，好了，完活!一点没停。
这位老师傅叫宋建卿，山东人，原是印染厂的，来这儿当杂役工，挣得少，孩子又多，挺困难的，我就让他上了锤。他不识字，全靠埋头苦干，我们三班倒，每个班前他都提前两小时来，烧红了坯件，烤热了胎模具，摆好了工具，我们也就到了，不等到点就开锤。困难年头，他烤个小窝头啃点老咸菜，根本吃不饱，就这样还跟着我一年干三年的活，我心中不落忍，就省下粮票给他，结果，我自己也饿得打晃，落下了病根。
你看我那衣裳，现在时髦的衣裳是胳膊肘上打块补丁，可我的补丁在前臂，那是火星子烫的。衣袖是散口的，那是因工作服烫成了“渔网”，没法穿了，换了自家衣裳干活。天太热，就没扎袖口。锻件是山字螺丝，下边有个自制胎具就是装这个锻件的。那时口号是“多出黑皮活”，就是一次锻成成品，不用再车、铣、刨，所以又省料又省时。可我们却费老了劲了，特别是干出口活，质量严、精度高，时间还紧。光是胎模具我就研制过1200多副，现在厂子里还用呢。
当时，造船厂“两于赶一张”(那两台汽锤的组长都姓于)的标语一进厂门就能看见。一看这标语，我就浑身是劲，大步流星往锤上赶。那年月真是青春如火，热血沸腾，上锤像开仗，小张握着锤把好像在操炮。锤声咣咣，烟火阵阵。我们全神贯注，手脚麻利极了。我们的友谊也像是战斗中的生死之交。退休后我年年去看宋师傅，我俩都耳背，那是锻工的职业病，两人就对着比划，笑，直到两年前他90多岁去世。小张后来调走了，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希望她看见了照片，就到昆明街造船楼来聚聚，我和她师嫂都想念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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