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时候，人其实是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别人的，这并不是一个人性是否善良的问题
秧秧是我在兰州出差时偶然认识的一个11岁的女孩子。
去兰州的时候，正是白兰瓜刚刚开始上市的季节。在离我住的酒店不远处就是一个小小的市集，到了傍晚时分，白兰瓜的香味被烤羊肉串的火辣味代替。秧秧也是卖烤羊肉串的人之一。
秧秧的个子很小，头发是有些干枯的黄色，皮肤却白得透明。她穿一件略显宽大的花布衣服，从领口数下来的第三粒扣子没有了，别着一个生锈的大别针。
秧秧的摊子只有她一个人在支应着。她的羊肉串和白兰瓜都便宜。羊肉串是两块钱七串，现吃现烤，如果再加上两毛钱，秧秧就会把烤得冒着热气和孜然粉的香气的羊肉串平铺在薄饼上，把穿肉的钎子抽出来，饼裹着肉卷成一个筒，一套饼夹羊肉就做好了；白兰瓜四毛钱就可以买到一牙，相当于一个瓜的四分之一。
到达兰州的第一天，秧秧的小摊子就吸引了我。
走到街中段，就看到了秧秧，她正在把并排的羊肉串卷进饼里，一个男人等在桌子边上，另一个男人坐在长凳上吃羊肉串、喝啤酒。
秧秧比她面前的桌子高不出多少，全神贯注于她手下的饼和热乎乎的肉。好像有些困难，怎么也卷不起来，她的额角上有丝丝的细汗渗出来。男人显然等得不耐烦了，说：“好了好了，不要费劲了，我自己就这样吃吧。”言语间明显的挑剔和厌烦。女孩子小声说：“就好了，就好了……”手下的饼还是卷不起来。
我就在这个时候站到了秧秧的摊子前面，我说：“我也要这么一套。”男人斜看了我一眼，说：“没见过这么笨的孩子。”秧秧低着头，倔强地跟饼和肉们较劲。我说：“这个给我吧，你再做一份热的给这位先生。”男人看看我，又看看秧秧，脸上显出一种似乎很轻蔑又很释然的表情：“正好，你给她吧，我不要了，你这么揉搓了半天，我也不想吃了。”说罢转身走了。
秧秧沮丧地看着已经破了一个洞的薄饼，紧紧地抿着嘴唇。我说：“没事儿，给我吧。”她什么也不说，固执地盯着眼下凉了的肉和破了的饼，眼泪一对一对地掉下来。
那天晚上我就坐在秧秧准备给食客的破长凳上，吃完了她给我做的一套又香又热乎的饼夹羊肉，还有一块秧秧说送给我的白兰瓜。走的时候，我在她的玻璃缸旁边放了五块钱。她坚持要找钱给我，我说：“反正我明天晚上还要来。”
第二天，我还是在晚饭的时间来到了秧秧的小摊子。
秧秧换了衣服，一件男式的的确良衬衫，被她扎进裤子里，袖子高高地卷到胳膊肘上面。肥大的衣服穿在这样一个小女孩身上，越发显得她很单薄、瘦小，小风一吹，衣服鼓胀起来，秧秧像一个滑稽的小稻草人。
老远地，秧秧就绕过长条桌子来招呼我，她叫我“阿姨”，声音不大，很清晰，还夹着浓浓的稚气。
也许是因为有些阴天，集市上的人不多，我可以一边吃一边跟秧秧聊天。她告诉我她11岁，名字叫做“秧秧”。我问她为什么是这样的两个字，她想了一下，说：“就是秧苗的秧，秧苗不是在地里长的吗？我妈说叫这样名字的人好活。我妈还说，女孩子的名字不用讲究，反正女人就和地里的草一样。”
跟昨天比起来，秧秧活泼了很多。我让她坐在我旁边，她说：“不行，哪有卖东西的跟买东西的坐在一起的？再说，人家看见我坐着，就以为我已经不卖了，不行。您吃，我看着，就好。”
秧秧说她不是兰州本地人，她的家在刘家峡那边，是个小村子。
我问她：“秧秧，你怎么不上学呢？”秧秧的脸色开始变得有些沉郁起来，紧紧地抿着嘴唇，目光也低垂了。
我想起了那些被捐助才得以上学的孩子，也想起我们知道的那些还没有机会获得捐助的孩子，也许秧秧也是这些孩子中的一分子。
气氛沉闷了一会儿，秧秧抬起头来：“不是我不想上学，是我妈说女孩子上学没有用。我上过学，上了三年呢。后来，我弟弟也要上学，我妈就让我回家了。现在我弟弟就在我上学的那个学校，老师还是原来教过我的呢。”
为了证明上过学，秧秧告诉我，她会写字：“不信，我给你写一个。”我于是掏出随身带的一支蓝色的记号笔，递给她。她握着粗大的笔，没有写字，而是充满了艳羡和惊叹地看着这支在我的工作中必备的、因而也是极为普通的笔，翻来覆去地看着，不知道怎么把结实的大笔帽拔下来。我帮她拔下笔帽，她又开始端详比一般的钢笔或者圆珠笔要粗一些的天蓝色笔心。
端详了一会儿，她问：“阿姨，你的笔是外国的吧？怎么一个中国字也没有？都是些拼音。”我告诉她，这支笔是“施得楼”的，“施得楼”是世界上很多出产好用又好看的笔和其它文具的公司之一，非常有名。在北京，有很多商场都卖这种笔，很多人喜欢用。
秧秧小心翼翼地握着笔：“好多钱才能买吧？”
我忽然就有了一种心酸的感觉，这个11岁的小女孩在本来应该她读书的年龄在这个市集上卖着便宜的小吃，而我的生活里那些和她同龄的孩子在现在这个时间正在看电视里的动画片，他们因为用着用着就不喜欢了而丢弃的笔有些比我现在用的笔要高级……
我说：“秧秧，你要是喜欢，阿姨就把这支笔送给你了。”
秧秧像被我吓了一跳似的把手缩了回去，笔仍然被她紧紧地握着。她比刚才我让她坐下说话的时候还要坚决地说“不行”。充满了惊喜和兴奋的光彩在她的眼里一闪即逝：“不行，阿姨，这太贵了，我看看就行，我不要。”
这时又有人来买东西了，秧秧依依不舍地把笔放下，去招呼客人。很快，客人走了，她回到我坐的桌子边上，眼光还是落在那支对于我来说实在微不足道的笔上。
我随手拿了秧秧递给我用来垫着薄饼的纸，说：“秧秧，给我写几个字看看。”
秧秧几乎是雀跃着一把抓起笔来。我让她写名字，她郑重而缓慢地写下了两个字：“泱泱”。我说不对，秧苗的秧不是三点水的。她伏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闪烁着机灵的眼睛说：“这是我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上过大学的大姐姐来我们学校，她给我改的。她是到学校来……来……住了几天就走了。她说我的名字不好，是命苦的人叫的，就给改了。她说这两个字是黄河。兰州就有黄河，你去看了吗？”
秧秧的小脸离我非常非常的近，我能看见她白得透明的皮肤上稀疏的几粒小雀斑，从垂在桌面上的衬衫领口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她还没有开始发育的、平坦的小胸脯正在激动地起伏。她的表情是那么纯真和热切，好像正在告诉我的这件事情和她刚刚写给我看的这两个字是她短短11岁的人生中最重要也最美好的内容。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去想象一种很可能是必然的事实——做一个小摊贩，就是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的未来。
秧秧又开始在纸上写字，写的是两个名字：“刘东财”和“刘西财”。她说，这是她两个弟弟的名字，他们现在都在上学。
我还是问了秧秧，她为什么会来兰州，并且为什么会在这里摆摊卖东西。她说，她本来不是来摆摊的，是来给表姐家看孩子，表姐每个月给二百块钱，她留下二十块，其它寄回家供弟弟上学。后来，表姐的邻居家跟她年龄差不多的一个小保姆发现了这样还能多挣钱，她们就一起到这里来了，白天带孩子，晚上摆摊。再后来，那个小保姆回了老家，她就一个人坚持下来了。
秧秧说她还是每个月给自己留下二十块钱，多挣的部分也都给了家里。
天渐渐开始黑下来，秧秧还是握着我的笔，跟我说话，没有要收摊的意思。我说这样一个晚上也挣不了多少钱，再说这些剩下的肉怎么办呢？秧秧说“表姐是好人”，让她用她家的冰箱，表姐还说她“也是好人”，挣了钱自己不要，让弟弟们上学。
可是，秧秧自己怎么办呢？
我说天晚了，该回家了，要不表姐会不放心。秧秧开始收拾东西。饼和剩下的肉串放进一个纸箱子，和装白兰瓜的玻璃缸一起放上平板车，炭火炉子已经熄灭了，秧秧在上面盖了一层塑料布，就放在路边的墙角。秧秧说“不会丢的”，这个市集的人都对她好，因为觉得她小。
秧秧执意不要我帮她推车，她的纤小的身子弓着，拉着一车没卖出去的东西，样子就像一只负重的小骆驼。
我陪着她走到街口。她边走边问我：“北京特别大吧？天安门是什么样子的？”我告诉她北京真的是很大，天安门是红颜色的……她似乎没有完全听懂，重复着我刚刚说过的一个词：“金碧辉煌”。
送到不能再送了，秧秧忽然问我：“阿姨，你明天还来吗？”
这时，我才记起，秧秧说的明天就是我应该离开兰州的日子。但是，面对她在星空下剔透无比的小脸，我说不出告别的话。
秧秧说过了马路，再走不远就是表姐家了，她回去还要帮表姐给孩子洗澡。
过马路的时候，秧秧回着头说：“你们城里人怎么都长得一样？那个大姐姐就跟您特别的像……”
那一夜，我总是想着秧秧，这个自己还是孩子就已经在帮别人带孩子、自己还应该上学就已经在供弟弟们上学的小女孩。
第二天，我起了大早，跑到市中心的一家书店，买了一套《北京风光》的明信片，其中就有让秧秧感到无限好奇和向往的天安门的照片。
那支秧秧用过的蓝色记号笔和这些明信片被我包在一起，放进一个塑料袋里，同时附上一张我的名片。我把这个小小的包裹送到了秧秧晚上才会出现的市集，放在她的炭火炉子上，再重新用塑料布盖好。
我乘中午以后的飞机离开兰州，在飞机上，我就在设想，秧秧打开那层塑料布，看到我的礼物时，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同时，我也想到，我所能给予她的也不过只有这些，而这些对于改变她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
飞机把我带回了属于我的世界，也把秧秧留在了她的世界之中。
有很多时候我想：人其实是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别人的，这并不是一个人性是否善良的问题。
秧秧一直没有跟我联系过，也许她看不懂我的、对于她来说实在太复杂
的名片。然而我一直不能忘记在兰州卖小吃的女孩子秧秧。
正在提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