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２年秋天的时候，朋友韩歆从苍山坐车到郯城看我。他费尽周折从郯城车站坐了一辆三轮找到我家的巷子。正是收割稻子的时候，我对他说，跟我一起割稻子去吧。这之前，我们并没有见过面，只是有过通信往来，在信中，我们谈论彼此的生活环境和理想，当然，更多地是交换彼此的诗歌。 是的，那是一个属于诗歌的年代，各种民办诗报通过邮局的传递，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地下诗歌潮流。仅仅有民办诗报这块交流阵地是不够的，寂寞而热情的诗歌爱好者们，像国外的大文豪那样，热衷于用写信的方式传递各自心目中燃烧的诗歌火焰。 地头上，韩歆弯下高大的身躯，帮我将一棵棵稻子放倒在田垄上的时候，我们仿佛认识多年的兄弟。 晚上，我请我的诗歌兄弟喝酒。电影院对过的大排档隐藏在一棵棵粗枝阔叶的银杏树下，有一些秋凉。为了能尽情一醉（主要是为了省钱），我跑到不远处的百货商店买了瓶白酒。我们都是性格木讷内心敏感的人，小县城的霓虹，加上劳累一天的疲惫，使得这个夜晚显得十分沉静。电影散场的时候，酒喝过了一半，诗人的狂放此时方显露出来，我们决定每人写一首诗纪念这历史性的会面。可是，那晚上的诗都写得其臭无比，都言斗酒诗百篇，为何到咱身上便不灵验了？后来才明白，我买的酒是假酒。 酒醉之后的事情我记得不清楚了，好在韩歆还记得。他告诉我，大排档打烊之后我们在银行的台阶上躺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午夜才晃晃荡荡地回家，经过一个咖啡馆的时候，我还请他喝了一杯咖啡———那家咖啡馆我倒还记得，后来改成了澡堂子———如果我或韩歆无论谁以后成了大文豪，想必人们会这么写：１９９２年秋天，在这条偏僻街道旁边的咖啡馆里，韩浩月请远道而来的韩歆喝了一杯咖啡，两位诗歌伟人也自此结下了一生的友谊…… 十年间，人和事都发生了让人难以预料的变化，惟有和韩歆保持着联系，一个月一封信，或是半年一封信，每封信的背后，都会附上自己新写的诗歌。那是一个苦闷、无趣的年代，身边的年轻人都迷惘不知所以然，诗歌是一座山，让我们感到活着的沉重，也是一座灯塔，在喘不过气的岁月里透漏出一点希望的光。后来，韩歆去了北京，我则在我的家乡做着一份通讯报道员的工作，我用单位的打印机将韩歆寄给我的诗稿打印出来装订成册，自己留下一本，剩下的寄给他。我记得那薄薄诗集的样子，用喷墨打印机打出来的诗行整整齐齐，几乎没有一个错别字，那是最好的礼物。 我一直非常欣赏韩歆的诗歌，有名的诗人有许多，但我一直认为他是最优秀的一个。在我主编的民间诗歌报纸上，经常会有整整一个版的版面留给他。记得１９９９年我第一次来北京，行囊里就有一厚沓刚印出来的报纸，其中的一版，是他写的关于城市生活的诗歌。 ２０００年我开始在北京工作，他成了我孩子的义父，我们一东一北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边缘，每隔两三个月，见一面。我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写诗。但偶尔会想起以前那段岁月。我会想起在他刚刚走下三轮车的时候，塞给他一把镰刀对他说，走，帮我割稻子去吧。那时，稻子是经常出现在诗歌里的一个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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