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曾立初老人给本报编辑部来信说，他珍藏着一封50余年前的信，记载着一段感人的友情。前不久，记者约见曾立初老人，听他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
昔日战友情
1949年，19岁的我在家乡遵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29师文工团，到了四川内江，后来部队派我到军政干校学习。在军政干校，我与裴元惠、罗苹分在一组编墙报。说起来，我们三人还真有些渊源。我和罗苹早几个月在遵义就认识了。当年，我因为父亲承包屠宰税交不起款，作为人质被关进遵义看守所；而罗苹原是重庆大学学生，被当作共产党嫌疑分子关进遵义看守所，两人可谓患难之交。被释放出来之后，一天，我们在街上遇到，罗苹约我一同参军，第二天我们就一起参军了。裴元惠也是在遵义参的军，她是河南开封人，当年跟随就读的开封女子中学流亡到遵义。不过我和罗苹当时并不认识她，是到干校以后才互相熟悉起来的。那时候的青年不像现在的思想开放，见面熟，大家在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默默地互相帮助、互相关心，结下深厚的友谊，这样的友情更值得细细品味。三个人在干校学习了半年多后毕业，之后，我分到政治部，裴元惠分到司令部，罗苹则分到了连队。虽然到了不同的地方，大家还不时地能听到相互的消息，偶尔见个面。1951年，我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到朝鲜前线，罗苹也去了，裴元惠则留在内江军分区。
珍贵的来信
我们入朝，参加五次战役。1951年3月21日，我在前线收到裴元惠从国内寄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到国外去，以国际主义的精神去帮助我们的朋友……历史将永远地、永远地记着这一页。我希望你在这一页里成为一个英雄人物。……望你能和我们的朋友们好好团结起来，表现得要勇敢、英明、和善，替祖国争光，为我们的中国军人、中国青年争光，让朝鲜人民因为你而更深刻地认识到新中国是他们的朋友，使他们更爱中国。”在那炮火连天的岁月，能在前线收到这样一封信是弥足珍贵的，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之后不久，我们断了联系，这封信也就成了裴元惠寄给我的唯一一封信，当时我还把原信的内容摘抄在一本相册的扉页上。辗转几年之后，原信遗失了，内容却保留下来。而今回首当年，我虽然没能成为黄继光邱少云似的被千万人歌颂的英雄人物，却也尽其所能，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立下功劳，获得三枚军功章。我从朝鲜战场回来之后到了武汉，此时内江干校已经解散，此后真正失去了罗苹和裴元惠的消息。
半世纪后重逢
2000年4月8日，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这一天，来自四川、云南、贵州、湖北等全国各地的老战友们，聚集在四川内江沱江之边，为庆祝内江军分区军政干校建校五十周年举办校友联谊会。会上，我动情地给在座的老战友们读了这封珍藏了半个世纪的信，并请大家为我提供线索，以期再度和罗苹与裴元惠重逢。正好会上有位开封籍女战友认识裴元惠，说她转业到了银川，并且提供了她的电话号码，就这样，我和裴元惠又重新取得了联系。一根银线，把我和裴元惠半个世纪相隔的时空一下子拉近沟通了，电话那头的裴元惠非常激动，说想不到隔了这么久我还记得她。通电话后我随信寄去了我在校友会上的发言和与战友们的合影。很快，裴元惠的第一封来信从大西北寄了过来，她在信中说，当年之所以没有再给我写信，是因为一位战友误听到消息，写信告诉她，我已经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她得知这个“噩耗”，悲痛不已，只有在心里默默地怀念。而今，这奇迹般的重逢，让她意外震惊和庆幸。她随信寄来的照片，已经看不出年轻时的模样，而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之后，我们俩频繁通信，相互诉说昔日的友谊和之后五十年的酸甜苦辣。裴元惠的老伴已于几年前病逝，而我，妻子贤惠能干，4个儿女都非常争气。五十年过去，我们都成了三代同堂的老人。
500封通信
2000年9月，裴元惠在女儿的陪同下，千里迢迢从银川来到贵阳。五十年后再次相见，我们俩都分外激动，我的老伴和儿女们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裴元惠母女，尤其是我的老伴，特别能理解我们这份深厚的友谊。那次裴元惠回去之后，我们仍然通信不断，我们俩都喜欢文学，在信中探讨对某部电视剧、文学作品的看法，或者互相交换自己创作的诗词，不失为一种人到古稀之年的寄托和乐趣。迄今，我们每人写的信都有200多封，加起来已达到500封。今年，我和老伴去银川看望裴元惠，她因患脑血栓已经瘫痪，坐在轮椅上，我们的到来给了她很大的精神安慰和鼓励。我相信，只要能拿笔，我们还会继续通信，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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