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的这本小说的艺术性。弗洛伊德说：“作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地位并不比莎士比亚逊色多少……”弗洛伊德认为，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是文学史上三部表现“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之最典型、最优秀的作品。
一九二九年，弗洛伊德又写了一篇论文学艺术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这本书开始写于七月，一个月后便写出草稿，这篇著作的原来的题目是《文化中的不幸》。这里所说的“不满”，带有“不安”、“烦闷”、“痛苦”和“苦恼”的意思，实际上是表示人类心理生活中的“苦恼”在文化上的表现。
在弗洛伊德致洛·沙洛姆的信中提到，他的《文明及其不满》探讨了文化、犯罪的意识、幸福和崇高的事物。“这一切激发了我，以致它同我在撰写以往著作中的感受不同，始终都有一股创造性的冲动……在写这部著作时，我已经重新发现绝大多数的平凡的真理。”
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探讨了最广泛的问题——人类同宇宙的关系。在这里，弗洛伊德探讨了由罗曼·罗兰不久前向他提出的问题。罗曼·罗兰告诉弗洛伊德说，他体验到一种能使自己与宇宙“同一”的神秘感情。弗洛伊德把罗曼·罗兰的这一感情称为“大海式的感情”。但弗洛伊德认为，在创作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大海式的”汹涌澎湃的感情绝不是最原始的感情，也不是心灵的基本要素。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回溯到童年时期的最初心理活动——在那时还不能把自己同外在世界区分开来，因此，无所谓“大海式的感情”。
接着，弗洛伊德研究了生活的目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生的目的主要是由享乐主义原则所决定。人类追求着幸福，但弗洛伊德发现：“幸福乃是‘暂时的’和‘过渡的’。”所谓“幸福”，至多是指“比以前较好”这样一种状态。弗洛伊德认为，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的。人们往往想在宗教和恋爱中寻找幸福，但“我想，利用宗教
... >>
来给予人类幸福这一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与宗教不同，“恋爱除了给人在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外，还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疏离感。因此，我始终认为恋爱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一种较合理的方法。”
但是，恋爱也只能解决暂时的幸福。弗洛伊德特别分析了个人欲望同社会环境间的矛盾和冲突。他认为，这一冲突在现代社会中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同幸福相比，不幸福的力量更大一些。这种不幸来自三个无可回避的来源：肉体的痛苦、外在世界的危险性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干扰。这就触及到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问题。
弗洛伊德对社会和当代文化的现状极为不满，这篇文章表明弗洛伊德已对现代社会失去信心。从弗洛伊德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而言，他在研究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时得出悲观的结论并非偶然。我们不能过多责怪他的失望情绪，而要更多地看到他的特殊处境。从他的社会地位来看，他对社会不满和对西方文化的堕落不满，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我们只要回顾当时的社会危机——一九二七年经济危机带来的恶果及法西斯势力的抬头，便不会责备弗洛伊德的悲观情绪。
当然，弗洛伊德的悲观人生
正在提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