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主义的那些美丽的词句的背后隐藏着深奥的思想，但它又象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衣”一样，实际上是虚幻的骗局。这样一来，象征主义便把创作的浪漫主义完全地歪曲成为主观杜撰的写作方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开启心灵的大门提供了钥匙，但不问的世界观的作家可以沿着这条道路而达到不同的终点。而象征主义的文学流派受尼采的悲观哲学的影响很大。尼采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高于一切”，这就使那些在尼采哲学影响下的颓废作家心安理得地走他们脱离现实的道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和奥地利的象征主义就是这样一些悲观厌世的人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实际上，他们只是片面地应用了精神分析学的成果。
二十年代后期，德国作家阿尔诺德·茨威格写信给弗洛伊德说：“我认为，你必须为公众树立起你的形象，因为你已经通过你的生活给这一整个时代留下你的印记。”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写信给弗洛伊德说，他非常感谢弗洛伊德对他的赞赏。罗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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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还表示说，他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一直在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罗曼·罗兰在德国作家史迪凡·茨威格（1881—1942）的陪同下拜访了弗洛伊德。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三个人各抒已见，探讨着文艺创作和人类心理活动的关系。
众所周知，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著名的作家、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二十世纪初他曾陆续发表《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贝多芬传》等。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一二年写《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正是他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的时候。一九二四年访问弗洛伊德时，他正在创作新的长篇小说《欣悦的心灵》。
在当时罗曼·罗兰能同茨威格一起访问弗洛伊德，并不偶然。茨威格是奥地利著名作家，本来是属于印象主义派别的。这位印象主义者和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李尔克一样，都曾经从悲观厌世的心情出发，片面地理解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茨威格在瑞士结识了罗曼·罗兰，终于在罗曼·罗兰的影响下参加了法国作家巴比塞（1873一1935）发起的“光明社”。巴比塞曾写长篇小说《光明》描写一个法国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巴比塞、罗曼·罗兰、史迪凡·茨威格、阿尔诺德·茨威格、弗洛伊德等人，都是代表了一群经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考验、并在考验中发生思想转变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弗洛伊德在战争爆发初期曾对德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缺乏深刻的认识。在战争过程中，战争给人民和科学文化事业带来的破坏，使弗洛伊德开始厌恨这个“可恶的时代”。罗曼·罗兰、茨威格等人都是经历了同样的思想转变过程的。所以，他们在一起，不仅对文学创作问题，而且对一般的人生观问题，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一九二五年，法国作家列诺曼来访，与弗洛伊德共同讨论他的新剧《唐璜》。在讨论中，他们俩一致认为，将精神分析学简单地应用于文学创作中，会导致危险的结果。这就表明，弗洛伊德已经注意到将精神分析学滥用于文学创作所可能造成的恶果。
弗洛伊德认为，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心理活动确实是异常复杂的。作家、画家、音乐家、诗人、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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