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提到的那件发生于Trafoi的“性”病例，是弗洛伊德数周来一直不愿提起的事情。因为他自己曾费尽心力为那位患“性不调”的病人作过治疗，但结果那位病人还是不治而亡。这在弗洛伊德的心中引起了很不愉快的感情，所以，在这次赴黑尔兹哥维那的途中，弗洛伊德一点也不想回忆Trafoi 遇到的事。问题恰恰就在于他有意要加以遗忘的事（在trafoi 听到的那件不愉快的“性不调”病例）突然冒出来了，而他不想忘掉的事（《最后的审判》的作者出Signorelli）却偏偏遗忘了。
弗洛伊德认为，Signorelli这个名字的遗忘是一种“偶发的事件”。这一偶发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在这次谈话中，弗洛伊德心中的一种动机（即不愿与陌生人谈“性”事）切断了他的思路（即谈论土耳其人的风俗）中各个观念的联系，接着，他又有意地想把与“性”有关的观念统统赶出“意识界”。他的这些思路变化使潜意识中一向受到潜抑的东西承受更大的压力，因而也使它们暗自活跃起来。因此，当弗洛伊德要谈论Signorelli的时候，这些早已暗自活动的潜意识就借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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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界中出现过的Bosnia、Herzegovina、Herr、Trafoi等字眼，化装成Botticelli和Boltraffio的字面形式而强行表现出来了。
在这里，Signorelli这个字被分割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与德文Herr的英译字Sir（因为在同他的旅伴谈话时，弗洛伊德是把自己的思维中的德语译成英语后表达出来的）有关，后一部分和Botticelli的后半部结构相近。
弗洛伊德说：“我认为关于波希尼亚土耳其人风俗等这条思路，阻挠了紧接而来的思路，因为我的注意力在那后来的思绪尚未结束之前，就已经溜了出来，想要联想到我记忆中的另一件逸闻上去：此地的土耳其人，把性的欢乐视为最宝贵的事情，因此，每遇性不调时……往往会对医生说：‘你知道，先生（Herr），性那个东西停止了，生命就没有什么意义的了。’我当时忍住了，没能把这个特色说出来，因为我不愿意和陌生人谈论这样露骨的话题……我把注意力引离了那个可能和‘死亡与性’的问题发生关联的思维。”
弗洛伊德认为，在谈话中，一直被潜抑的主题——死亡与性可以联带地控制住我们所要说的名字，因而把它一起潜抑下去。而被潜抑的因素又“在不断地努力着找出口”，因而它可能会借助意识界中曾经活跃的因素而“转移”出去，冒了出来。弗洛伊德把这类遗忘现象简单地称为“新的话题为先前的话题所阻”。
当然，弗洛伊德说，在谈话中，那些被潜抑的因素不一定都会成功地借助意识中的某些有关联的因素而冒现出来。这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潜抑往往是成功的。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否有借着意识中的代用名字而表现出来，似乎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注意力；第二，附着于心理上的内在决定因素。
在分析了专有名词的遗忘之后，弗洛伊德又分析了外国字的遗忘。这对大多数正在学习外文的青年学生来说，显然是有指导意义的。
有一年夏天，弗洛伊德在出发旅游途中遇到一位老朋友。这两位犹太人很自然地谈论起犹太人的遭遇，这位朋友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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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才不遇。他以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著名诗句来结束这席颇有感触的谈话：“Exoriare……”。这是维吉尔的著名史诗《伊尼特》中的一句话。
维吉尔生于农民家庭，很善于仿希腊忒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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