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自福建沙田的一封信：
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有不少比您书上所谈的内容要严重得多。例如：我们这里的中学生，从初一开始，已有一半的男女生做过那件事了，有的怀孕跑去堕胎，完了之后，每所学校及一些人便会知道；就在前不久，我校的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生下了一个男孩……
寄自四川的一封信：
我们学校很多男生，包括大部分女生已有过这种经验，并且从各种杂志（括黄色杂志）、影碟（包括黄色影碟）及部分大人（不包括父母、亲戚）那里知道、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像和我玩得特好的那个W，他初一有的性经验，到现在高一，就交了14个女朋友，发生过关系的就有6个（不包括接吻、爱抚），而且第一次100％不用安全套，以后发生关系，均由女方去买安全套，他从未买过一次。除了女朋友外，他还有“炮友”，即不是男女关系，而是双方都有“性”方面的需求的朋友……
一个北京的女生写信讲述她好朋友的故事：
她才和那男生见过一次面就说自己已经爱上了他。说得还很痴情呢！认识的第一个星期就做了那事！后来没多久就怀孕了，检查出已经5个月了！后来只好打胎，胎盘是透明的，那男生拿着胎盘嬉皮笑脸地说了一句：“拿这个回家泡酒喝不错嘛！”……
写信的女生最后问道：“这世上到底什么叫‘爱’？这世上到底还有没有‘爱’？每个人都把恋爱当做是一场游戏。男生这样，女生也这样。真是可怕！……我很怕去爱一个人，也怕被别人爱上，总是和身边所有的人保持一段距离……我不敢想我自己！的故事听多了，我现在把人看得太透了，我不想以后会怎样……”
想想到她面对这种情形的惊恐和无助：一个人在最应该对未来怀有梦想的年纪，却对最美好的感情产生了难以修复的怀疑和恐惧。这本身已经很可怕了。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孙云晓说：“那肯定不只是性知识的教育，它应该还包括性道德、性美学、性法律、如何与异性交往、如何维护友情等等，当然，更应该包括如何处理异性之间的感情，如何去爱一个人，如何成长为一个人。”
“最后的决定，是个对自己和他人都负责任的决定”
在大多数家长的印象中，性行为最重大的后果莫过于“怀孕”。但其实对孩子来讲，这虽然也是一件“天大的事”，但远不如“让家长和学校知道”更大。
就在前不久，吴若梅接到一对恋人的求助电话——女孩子怀孕了，而且已经有10周了。这两个高三的孩子，都是“被老师看好的学生”，他们迟迟没有去做手术，就是因为不想让家长知道，周围的同学也一直在帮他们四处筹钱。他们向吴若梅打听哪里会比较便宜。据他们所知，最便宜也要400多元钱，这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两个人相爱，到发生性关系，在一个信息如此开放和青少年生理早熟的社会里，我们不能去指责他们。但是安全呢？他们没想过。去便宜的地方———很可能不是正规的医院———做手术，会不会有术后感染或其他问题？他们也没想过。但对于孩子的一生来说，这才是他们最应认识到的‘责任’。”
但是，对于那些盲目地、不是因为而发生性关系的人来说，丧失了对自己“责任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在张引墨收到的来信中，一封女孩子的信让人不寒而栗：
“……后来跟一个认识才四天、交往才半天的男朋友做了，好后悔。我怎么就这么贱啊，就这么简单、轻易地把女孩子最宝贵的东西给出去了，我就像潘金莲一样是个荡妇……后来，我怀过一次孕，因为太小了，不敢去医院，只能买药吃，吃了之后有人告诉我，如果感染了，大出血，还会死人，天啊，我当时手脚都软了……当时是10月份，天挺冷的，肚子痛得那么凶，脸色又苍白，所以害怕学校和家里发现，每天就背着书包装着去上学，然后一个人跑到公园亭子里坐着，四面都吹着冷风，就蜷缩在角落里。现在想起来，自作孽！太惨了……我今年满17岁，我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我这样的经历代表我是个坏孩子，还是代表成长的必然经历……”
而一封寄自浙江温州的信说：
“现在，我遇到困难了，你也许就是我的那丝希望，如果可以，请帮助我，尽管我是微不足道的。我十分确定我患上了所谓的‘性病’了，可是，作为一名高二生，19岁（事实上虚岁才17）……跟家里人倾诉是绝对不可以的，不仅是害怕，更受不了妈妈的那种失望伤心的眼神……”
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情绪。这种在盲目地发生性行为后的悔恨、无助和无望，在孩子中是普遍的心态。
《玫瑰》中的一个女孩子也产生了类似的想法：“我觉得，以后为了赚钱，去做＇鸡＇什么的，也无所谓了……”
事隔几年，她顺利地升入一所重点大学，并重新开始一段真正的恋情后，才渐渐走出这个阴影，并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和实质是：你有没有爱自己，有没有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把这件事想明白，再去做。如果你完全沉浸其中，把其他都抛在脑后，伤害自然会随其后。”
她用了5年青春，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更多的孩子，正处于没“想明白”便要行动的边缘。
对当今社会的孩子们来讲，单纯的性知识普及，虽然仍很必要，但早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尤其是高中生，给他提供一些有益的书，他自己就能看明白。”吴若梅开玩笑地说：“如果能在高考试卷里加上这部分内容，就会更容易一些。”
但教育孩子如何去理解“爱”，如何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如何在做错事后，能勇敢地面对并正确认识自己，这些远远不是靠考试、做题或者布置大量家庭作业就能够完成的，不是靠考上重点大学就能实现的。
“很多家长和老师都认为，性行为离我的孩子还很远，不必那么担心。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引导他们学会处理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学会处理自己的各种情绪，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草率地作任何决定，这才是最关键的。”
在吴若梅的工作经验中，这种引导是建立在平等、友善和诚恳的氛围中的，永远不能对孩子说：“不行，你不能那样做，那是错的。”她更倾向于坐下来和他们讨论，和他们通通信，打打电话，听他们讲述自己的苦恼和愿望，再共同设想解决问题的各种办法和可能带来的后果。“每个孩子都希望你的回答是针对他个人的，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
她提起那个向她宣告要发生性行为的男生的电话：“如果我直接说不行，也许连一分钟也谈不下去。但是，我希望他能感受到我是理解他的，我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最后这个结论是我们共同得出的：这样做不行。在他这个年纪和人生阶段，这样做所产生的后果，他无法承担。我想，他能够从我们的交谈中感受到，最后的决定，是个对自己和他人都负责任的决定。”
《玫瑰》中的一个受访者，在结束中学生活3年后，对那段经历做了这样的描述：是把锋利无比的剑，学会爱是项很强大的生活本领。我用血和泪换取了“爱”的经验，得到了与异性相处的“真谛”，连滚带爬地长大，想想，真是太不容易了。别让我再过一次，我已经幸运地、还算健康地从中逃出来了。
一个听完我采访的故事的学者沉默良久，感叹说：“现代教育有两个高于一切的目标，一个是培养合格公民；另一个是培养心智和情感健全的人——在社会、学校和家长的滔滔功利压迫下，这两个教育目标都是最失败的！”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让孩子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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