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青春等明天

２００５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３３８万人，这是中国自１９９９年实行高校扩招政策后，毕业人数最多的一年。除了留校工作和读研究生，毕业生们都必须迈出校园，跨入社会，开始新的生活。然而有些人却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他们以各种理由滞留在学校，成为寄居在高校周围的一个特殊群体：“校漂族”。

“校漂族”：我拿青春等明天

“校漂族”的生活重心在学校，利用学校资源而生存，仍过着和学生一样的生活。记者发现，这个群体主要包括为避开就业高峰、增加就业砝码的“考试派”；不愿离开学校的“恋校派”；求职不满意或遇到困难、回校再谋出路的“不就业派”，以及少量坐吃家庭财富的“潇洒派”等。

先说考试派。

李国敏租的房子在北京某高校旁边。这是一个三居室的房子，和学校的宿舍一样，每个房间里住五六个人，他们都和李国敏一样，依托学校的资源考研或者专升本。房间里面除了上下铺的床以及和学校一样的放衣服的柜子外，几乎没有其他摆设。李国敏的房间门上有“告示”云：影响别人休息是一种犯罪！本区每晚１１：３０执行“三闭”政策：闭门、闭灯、闭嘴！

李国敏，２０００年从河南一所师范学院专科毕业，工作一年后，他不满意自己的工资收入，于是辞职来到北京，先是通过自考由专科升上本科，接着继续考研究生。

李国敏现在的生活和上学时没什么两样：每天早晨起床后就去旁边的大学，因为进教学楼的教室没有什么限制，他就找一个没有上课的教室开始学习。他通常在教室里一待就是一天，晚上有时还要到通宵自习室“整”一个通宵。“通宵自习室好多都是像我们这样的考研派。”他说。

李国敏在工作期间没有什么积蓄，所以现在的生活来源一部分靠家里支持，另外他自己也在做些兼职。２００３年他参加过研究生考试，与分数线相差４０多分。２００４年他继续考，考完后自我感觉不错，心想一定能考上，但公布成绩后，他又一次名落孙山，这次差了２０多分。

“路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还要再考一年。”他说像他这样考四五年的很多，他家里也支持他的选择。记者问：如果今年再考不上还会继续考吗？他说，还没有想这么远，不过今年有十足的把握考上。

再看潇洒派。

和李国敏相比，与他住同一个房间的李浩源就轻松多了。他２００４年从天津的一所高校本科毕业，一直没有找工作。“趁年轻就该长长见识，多走些路，开开眼界。所以我决定出国。”

李浩源毕业后就开始联系出国，现在已经有些眉目了。“如果顺利的话，今年就能够出去。”他边说边闲闲地弹着吉他。和上学时一样，他现在的生活费用全部来自父母支持。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非要在北京租房子住，他说住在家里不方便，自己没工作，父母又管这管那，限制太多。他现在的生活很“逍遥”，要么和同学侃大山，要么骑单车逛逛北京城，有时也去学校听听讲座。

还有恋校派。

胡长长，２００１年从北京的一所高校毕业，现在北京另外一所高校某系实验室从事计算机网络维护工作。他现在住在系里的宿舍，收入也能维持生活。

他不离开学校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学校里单纯，可以做一个透明人。”他说虽然去校外的公司上班会赚更多的钱，但与领导、与同事的关系太难处了。他喜欢学校里面悠闲的环境，还可以利用学校的学术资源和娱乐资源。“我现在有很多自己的时间，每年还可以放两次长假，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他还说，暂时不打算离开学校，明年或者后年就会考研，因为在学校里面工作就得需要一个高文凭。

专家认为，“校漂族”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国年轻一代在市场经济时代就业竞争加剧后暴露的脆弱一面。从心理层面上看，年轻人选择“校漂”大致是出于以下几种原因：安全需要、依赖心理、逃避心理、现实考虑。学生从学校跨入社会，大都需要一个适应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会选择一边工作一边适应。而“校漂族”则把这个适应期放在学校，把“校漂”作为人生的缓冲期，规划自己的未来，他们漂泊的生涯是为了寻找更好的人生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校漂”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校漂”生涯如果持续半年或者一年，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这不应该成为一种生存常态。

专家指出，大学生把学校当作“避风港”一味回避现实并无益处。大学生要勇于克服困难，努力提高个人心理素质，敢于在新环境中创一片新天地。“校漂族”的出现，应该引起学校和社会心理工作者的重视，相关职业心理培训应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