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性寻觅

记者江菲

　 “其实你们不应该关心我们退学的人，应该好好关心那些还在学校里的人。”杨晨，一个19岁的女孩儿趿着高跟儿拖鞋，坐在自己住所杂乱的桌子前，一边抽烟，一边轻描淡写地说。

　她离开学校已经5年了，那时她上初中二年级。两年前，她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感恩而死》。

　另一个17岁女孩儿，刘雯，在刚刚开学的高一下学期，也选择了离开学校，尽管这个学习的机会是她努力了很久才得来的。

　刘雯一再声明自己不叛逆、不另类，但她永远背着一个发黄的绿色军用书包，上面别着四枚毛主席像章，一个红五星，还有个小牌牌，上面刻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毛泽东。

　一位郑州读者打来电话，向我们讲述了杨晨和刘雯的事情。这两个女孩儿的退学都因媒体报道而在河南引起不小的讨论。

　这位读者说自己也是位母亲，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离开了学校，心里充满了忧虑、无奈和遗憾。“是她们无法适应学校，还是学校容不下她们？可她们实在太小了，实在不应该。”

　 “每次我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都批评我，甚至让我出去”

　杨晨比刘雯大两岁。她大大咧咧，一头卷曲而混乱的长发，喜爱化妆，碰上聊得来的人，就闭不上嘴。她只在上学前感觉过快乐，随后包围她的只是世界对她的敌意。于是，她选择了奇装异服，故意捣乱，逃学。“的确，我是个老师都不喜欢的学生。

　杨晨的父亲是个军人，母亲是个医生，他们对这个孩子没有比其他父母更多的期望，包括在她退学之后仍是这样。“只是希望她能快乐。”但杨晨的妈妈董芳也承认，自己似乎从没真正了解过这个孩子，只是觉得“她从小就复杂”。

　杨晨小的时候大脑的平衡功能似乎有些问题，全家人都坚信这是她出生时短暂的窒息造成的。她没办法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她跑步追不上别人，经常摔跟头，其他女孩子常玩的游戏，比如跳皮筋儿等，她也学不会。慢慢地，在群体活动中，她成了别的小朋友不愿意接纳的玩伴儿。

　于是杨晨选择了独处。这期间，她发现了读书的乐趣。从小人书，到简单的儿童读物，从自家的书，到邻居和父母朋友家的书，杨晨在其他孩子还只会玩耍的时候，就已经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并开始涉及四书五经和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在杨晨妈妈看来，这个孩子似乎把能量全部用在了看书和喋喋不休地对话上，她很少在夜里12点以前睡觉，同时也要求别人不睡，陪着她。“你知道吗？她居然从小就会嘲笑我们。”董芳说：“说我们成天只知道睡觉，还质问我们这样难道不觉得浪费时间？”

　因此，杨晨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人都很高兴。在杨晨那时的期待中，学校的印象来源于孔子的学校：三千弟子，聚在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但学校并不是杨晨想像的那样。尽管杨晨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但她并没有得到自己想知道的东西。妈妈回忆起最初几年的时光时，承认杨晨是个纪律不好的学生，她常常听老师说杨晨上课接下茬，或不停地发问，直到逼得老师回答不出，不得不让杨晨罚站等等。

　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发生在杨晨三年级时。那时她所在的班有一节语文公开课，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在公开课的前一天上午，老师特意演习了一次，因为杨晨大量的阅读积累，她被安排在公开课上做总结性发言。但就在那天下午，因为再一次上课随便讲话，杨晨的书包被老师扔出了教室。

　杨晨的报复很独特。在上公开课的时候，她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孔融把大梨让给别人，因为他知道大梨坏了。

　不知其中奥妙的听课老师哄堂大笑。正在讲课的老师的脸立刻就变得煞白，甚至整个身子都哆嗦起来。

　放学的时间到了。董芳的办公室里冲进来一群孩子，七嘴八舌地说：阿姨，快去看看吧，杨晨闯祸了，闯大祸了。

　董芳一进教室的门，那位老师便冲过来，劈头盖脸对董芳数落杨晨。董芳只能一个劲儿赔不是，解释说孩子小，不懂事。那位老师不接受这种解释，大声嚷着：她不是不懂，她就是故意的，故意的。杨晨就坐在一旁的椅子上，面无表情，一声不吭。

　那天晚上杨晨挨打了。这也是董芳记忆中，打女儿打得最狠的一次。

　在亲戚朋友眼里，杨晨的父母都是性情和蔼、忠厚朴实的人，从未和别人拌过嘴、动过手。但他们的女儿却常常挨骂挨打。

　 “为什么打她？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杨晨爸爸说，“放学回来，一边走一边唱歌儿，问她：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哇？她说，老师今天没留作业。好，过一个星期，老师打电话来说：你家杨晨一个星期没交作业，怎么回事？”他停住了，嘿嘿乐，“你说我什么感受？打呗！”

　董芳到现在也不太明白，老师批评一两句，别的孩子都可以接受，为什么杨晨就不能？“我最不喜欢她哭，边哭边说，越说越哭，怎么她就那么多道理？”“那么你问过杨晨吗？为什么她不能？”我问。

　董芳愣了一会儿，说：“没问过。我只是觉得她太敏感。因为那时我们都觉得，老师批评孩子，总归是自己的孩子有问题。”

　在家庭成员里，最能理解杨晨的是舅舅董鲁冰。这也是惟一一个坚持将杨晨退学的原因首先归结到她父母身上的人。

　 “她为什么总是吵，为什么总是和人争论？”舅舅回忆说：“我想，是因为她需要理解。”

　 “他们很爱自己的孩子，但他们是传统的中国人。”董鲁冰说，“他们认为小孩子不能顶撞长辈，认为老师永远都是对的，想不通小孩子怎么能有独立的思想。这样的结果便是，一方面没有理由地爱孩子，另一方面只有一个理由地去责骂孩子―――在学校不听话。”

　 10多年后的今天，杨晨的爸爸妈妈似乎渐渐接受了当初杨晨的行为，这种改变对他们是很困难的，当杨晨说起一本书上对某首宋词的解释不对时，董芳还是很自然地说：“书上说的怎么可能是错的，那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书呢！”

　对于杨晨来说，现在的改变来得太晚了。在老师说她“有人生没人管教”时，叫她“小丑”时，以及在她听到那些她认为有理由去抗争的言辞时，她环顾四周，找不到一个可以躲藏或寻求慰藉的角落。她渐渐放弃了这种寻找。现在的杨晨，所有关于学校的记忆都是可笑而不可理喻的。

　她说从来就不喜欢上学。她讨厌大家穿一样的校服；不喜欢每天早上站在校门的值日生，见了老师就敬礼问好的场景―――因为没一个老师向同学问好；她认为老师在讲台上讲课都是装模作样，“每次我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都批评我，甚至让我出去”；她不喜欢写作业，也不在乎考试成绩，甚至对于加入少先队这样小学生都引以为荣的事，她现在回忆起来也觉得是很荒唐的。

　 “那是冬天，下着雪，我在教室外站了几个小时。那是我这辈子第13个生日”

　四年级下学期时，杨晨的父母下决心让她转学了。

　在新学校里，从小就不喜欢运动的杨晨突然喜欢上了足球。她不会玩儿，却精于欣赏、评论和组织活动。很快，她集结了一批热爱足球的男孩子在身边。她组织了一个球迷协会，自封会长，下辖足球俱乐部。每天放学后书包在操场旁一堆，便开始比赛。任何想参加比赛的人，必须要先经她批准加入俱乐部。

　杨晨自创了一份协会小报，名曰《死不瞑目报》。不定期出版，全部由杨晨撰稿，手抄本，每期一份四版，在协会内大家传看。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贺龙说过的一句话：中国三大球不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则死不瞑目。

　 1997年5月29日这一期，有如下内容：

　足球评论：健力宝队的优势与劣势；

　球星风采：里肯；

　绿茵导航：足球学校；

　国际足坛：里皮说，意甲比冠军杯更重要……

　在足球新闻不多时，《死不瞑目报》还刊载文学欣赏、国际政治、经济信息等内容。

　 1997年5月23日的“周末版”，头版刊登了13条国际新闻，包括：美国新版美钞伪造情况严重；联合国：报告认为腐败将严重影响各国社会经济结构；世界经济竞争力排出座次，美国、新加破、香港分别占据一二三位；F22：下世纪美军主力战机……1997年9月1日这一期，“万里江山”栏目里的新闻如下：十五大将于九月十五日召开；令狐安出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河南省中小学生课桌合格率仅为0．8％；台湾新领导组成。

　这份报纸至少出版了半年之久。但这份轰轰烈烈的“事业”为杨晨带来的“声誉”仅仅是持续不断的家长投诉―――孩子们放学都不回家，跟着杨晨“四处征战”。因此，这份短暂的快乐被老师以“影响学习”为由查封。

　杨晨也并没因表现出才能得到老师的喜爱。一次，她的数学试卷忘了写名字，发回来的试卷上画了个大大的零蛋。杨晨环顾四周，发现没写名字的不止她一个人，而其他人却不是零分。她站起来大声与老师当众理论。气急败坏的老师向门外一指，说：你，滚出去！杨晨一梗脖子：出去就出去，不过我是“走”出去，不是“滚”出去。

　在杨晨每一次昂头走出教室的时候，她都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渐渐地，杨晨发现，很少有同学愿意和她交朋友。她不仅成为老师讨厌的学生，更是被同龄人看不上的人。大家都幸灾乐祸地看着她每次受罚，眼睛里飘出些近似得意的神情。

　杨晨开始逃学了。她借了同学姐姐的身份证，办了一个市图书馆的阅览证。由于年纪太小，她不得不像小偷一样藏在成人阅览室里，以免被人撵到少儿区去。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她的眼睛从中国文学转向了世界。她惊奇地发现，那里也有同中国一样博大精深的文化。

　 12岁，杨晨和其他同龄孩子一样上了初中。按学区，她被分到了一所重点中学。她对即将步入的重点学校生活抱着丰富的幻想。董芳说，杨晨整天把录取通知书揣在衣兜里，怎么劝她放在抽屉里也不管用。在中学报到的第一天，当她把这份揉搓得皱巴巴的通知书交给老师时，得到的却是一句阴阳怪气的话：哟，你可真了不起啊！

　杨晨的初中班主任要求大家在每天放学后仍留在教室里学习。于是，这间教室经历数个让人几乎难以相信的夜晚：即使在晚上七点半学校断电清校后，每张桌上点支蜡烛，几十名学生抻着脖子努力看黑板上的字，几支手电筒像聚光灯一样在教室里扫射着。

　怨声不断，但没人敢提出来。

　一半是出于愤怒，一半是为了回家看《足球之夜》，杨晨当众向老师提出准时下课的要求。“真不知你家里是怎么教育你的！”争论几个回合后，老师扔出这么一句话。

　一个致命的转折可能是因一件小事而起，小到杨晨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可能是上课说话，或者又和老师争论，或者没有交作业，她又被罚站了。“那是冬天，下着雪，我在教室外站了几个小时。那是我这辈子第13个生日。”

　杨晨说，她站在那儿，看着飘着的雪花，心里苦恼极了。“我觉得我真是很失败。”

　那天晚上董芳回家时，看到的是躺在床上叫不醒的女儿，一个空的安眠药瓶子和几行草草的字。

　 “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只看了一眼，董芳就疯了一样抱起孩子冲了出去。

　这件事后不久，杨晨揣着十几块钱，偷偷从郑州跑到洛阳去找在那里工作的爸爸，先后换了几所学校，勉强又继续了大半年的学业，然后便彻底放弃了。这之后，杨晨也时不时对爸爸说，“让我去上学吧。”爸爸倒反过来劝她，“算了，你还是在家自己学吧。”

　刘雯把报名表扯得粉碎，奋力扔向讲台，大喊着：“我宁愿不参加这个虚伪的比赛！”

　杨晨彻底离开学校时，刘雯刚刚小学毕业。

　她是带着无数荣誉结束小学生活的。她一直是班长、大队长，区、市级三好学生，省十佳少年，她的画还曾获过世界和平书画展的奖项。

　但翻看刘雯的照片，除了幼年时期有活泼的笑容，其余的她都是一副严肃沉重而若有所思的样子。这种面孔也留存在她随手写下的小文中，有一篇名为《人生的轨道》：

　 “我是一辆平凡的小火车，在迷惘中，仰着稚气的脸庞探索。这条路要走吗？那条路对吗？为找到自己的人生轨道，我在边走边思考。纵横交错的轨道，真的很不好找到真正属于我的那条。走错后的遗憾，也有时拉起长笛呼啸！我努力地寻找！……”

　 “思考是我的属性。”这是刘雯对自己的描述。但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可能在思考些什么呢？

　这个在小学时代几乎得到了所能想到的所有荣誉的孩子，进入初中后，开始渐渐“没落”。刘雯的解释是，自己开始变得暴躁，“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一下子看到很多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初中时，刘雯经历了一件让她印象深刻的事。当时学校安排两名学生参加市里的作文竞赛，一个是刘雯，另一个是她的好朋友。偶然地，刘雯得知，原来那个好朋友的作文是家里人帮忙写的。

　在老师宣布参赛名单的课堂上，刘雯突然站起来，把报名表扯得粉碎，奋力扔向讲台，大喊着：“我宁愿不参加这个虚伪的比赛。”

　一个开始试着用自己的眼光去理解社会的年轻人，最初只找到了这种“粗暴”的解决办法。

　 “你问我思考些什么？我说不清楚。我的脑子有时候非常忙。我看到什么都会想，看到社会上的贪污、腐败，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到贫穷……”刘雯在《这个老师有点NB》里，这样写道：

　 “一切的虚伪、狡诈、欺骗、隐瞒……都是学校阴险地让小孩子们自投罗网后被灌输的！！平时补、写作业或是抄作业，考试时的对题作弊，都是虚伪狡诈。常常面对的形式举措是在复习我们小孩的虚伪狡诈。有时面临的上级检查是在考验我们祖国花朵的虚伪狡诈的功夫……向小孩子们压啊！！压啊！压压压压压压压啊！！反正未来不只是我的，社会不只是我的，祖国更不只是我的！！……压吧，压吧！把你的怨气都压过来！反正我们小孩是弱势力，是祖国的未来―――这年头连今天都保证不了，谁还考虑未来哦？！来吧！没有几个傻瓜会勇于反抗的！来吧，顶多压出小孩子们、自闭、自残、自虐！！还有普遍的―――自私！”

　刘雯的父亲是个普通工人，不久前刚刚下岗，母亲是会计，一家人住在远离市中心的两居室里，生活清贫。父母的房间布置得很传统，刘雯的房间则显得凌乱，书架里堆满了书，地上的吉他和两把椅子把床以外的空间全占了，墙上挂着刘雯自己画的大大小小的画―――大部分是抽象的油画。

　 “爸爸妈妈很爱我，我也爱他们，可他们不理解我。”刘雯说，“后来我想，也不需要让他们理解。”

　她远不像杨晨那样健谈，但在平静的外表下，总会让人感觉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在她内心涌动。不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神有些迷茫，但交谈时，她会一直盯着你。

　她的特殊几乎无法形容。曾采访过她的《郑州晚报》记者张志颖举了个例子来形容她：如果有个人骂刘雯是猪，刘雯根本不会生气，她会特别认真地问，为什么骂她是猪，她哪里像猪，如果那个人不回答，她会一直追问下去，直到骂她的人落荒而逃。

　刘雯一再强调，她退学和学校无关，和应试教育无关，和别人无关，那只是她自己的一个选择而已，因此她拒绝谈一切学校里的事情。

　 “其实刘雯在学校里并不快乐。”张志颖说，“她只是不愿意讲那些事罢了。”

　初中时，和杨晨一样，因为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论问题，刘雯也有过被撵出教室的经历。我向刘雯求证，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有过，不过没什么，我根本不在意。

　但那之后不久，刘雯主动向家里要求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另一所学校去。“我说不出具体的理由，我当时只是觉得，如果不离开那个环境，我就会死。”

　有一篇《蛋窥社会》的文章，大约就写在这个时期：

　 “……人何尝不如此？最初的白纸渐融于红尘，慢接近社会。一切本不应染的东西却大量的涂满了白纸。可怜的白纸！什么叫理性？什么叫感性？难道迷迷糊糊，没有自己的见解，对事实‘真’‘伪’‘虚’‘实’缄默不语，不思纰缪，不敢弹劾，置身于流俗才叫理性？难道只为一些无聊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但很被社会青睐的事物去绞尽脑汁地迎合才叫思索，才叫感性？？”

　 “我这辈子就那几天光景，不站起来叫唤，简直就是浪费”

　新的环境带给刘雯的，只有更多的独处、阅读和写作的空间，还有开始一落千丈的学习成绩。

　离中考还有两个月时，刘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想考个好成绩。我感到父母对我的期待。我希望让他们骄傲。我知道如果我努力就可以，可我没有时间了。”

　于是，她抱着自己所有的“荣誉”，开始一个人在郑州的中学里挨个儿去“讨价还价”。她那时的想法是：只要有一所学校要我，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我都会去念。

　一个多月奔波下来，她退学前的这所高中同意降40分接收她，校长还在刘雯的“强迫”下，写了份书面的说明，并加盖学校公章，以做证明。

　然而就是在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努力下得来的学校，她只念了一个学期，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不，不是因为学校。”她还是用那种一字一字诚恳而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只是想学自己感兴趣的知识。”

　 “如果再等两年，上了大学，你一样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去学习呀！”

　 “不，我想，那时候，我可能已经不是现在的我了。”

　关于这段生活的记叙中，有这样一篇讲述语文课的―――

　 “谁说我喜欢语文我跟谁急！谁说我语文好，和让我一头撞死差不多！！我真的很怀疑，那编写语文书的人，是不是吃饱撑得难受啊？真是本语言颠三倒四的笑话书啊！！无聊的可以！！比如说：《荷塘月色》课后的补充阅读，竟然是对朱自清描写的荷塘的长宽高与地理位置的介绍啊！我真怀疑是不是语文书啊！！

　 “看朱自清的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句‘看到那晃荡着蔷薇香的水面……’我本想闭上眼体会到当时的情景，没有想到（其实应该想到，只是总是抱有幻想）老师竟然打断了我的情绪，向全体同学发出问题：‘看看这句话，为什么用比喻句啊？？’shit！！哪有什么为什么啊？？作者当时感情投入，就自然流露出这句话啊！！就这么解释吧（如果非得要有个解释的话！）。作者写文章，就只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啊，如果能让读者认真感读，就是作者的目的所在啊！更何况，每个人的思想不同，所感受的当然也迥异啊！不说让读者与作者产生共鸣吧，只要能让读者引发起来思考就可以吧！”

　刘雯开始公然逃课。

　不，她不评论，不抱怨，不争论。“我学圆滑了。我知道和什么人该说什么话。”她说。

　可是，“我这辈子就那几天光景，不站起来叫唤，简直就是浪费。”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有时候，这种“叫唤”是有对象的。在她眼里，黑板上的数字变成了令她“恶心的蛆”；老师变成了“鱼缸里的金鱼”，不停地张着嘴，她却听不懂在说什么；上课的铃声是“青春的丧钟”；而父母的爱和期待变成了武器，是一杆“瞄准我的温柔的手枪”；她，则只是一个“猎物”，一个不受欢迎被称为“怪人”的孩子，一个不懂表演却不得不去表演的笨拙的演员……

　有时候，是有些无奈的：

　 “我们是稚拙的，还没有长出华丽的外壳。裸露的心，浮华中的危险与野蛮。还没有长出外壳？还没有长出外壳？我的错！是我的错？”

　有时候，近乎是愤怒的声讨：“我对教师这个职业失望透了！啊！！什么人类进步的阶梯，简直是抹杀人类心灵的刽子手……你心里不虚？？你心里不虚？？中国的未来都毁于你的手里！你如果根本都不心虚，那是你早已‘杀人’杀红了眼！……当老师，当老师！多么神圣的事！现在什么都有假，男的女的都可以瞎捣腾，对于我爱的老师也变得不敢确信。然后我去考察，去实践，于是就在希望中诞生了绝望，彻底的绝望，心灰意冷！！！

　 “我早晚要离开你！离开你！！像甩开手上的虫一样甩走你！！然后送你一泡新鲜的大便，再附上一句‘把你给我的，还给你！！！’―――思想的机器！！！！”

　她离开了。

　做决定前，她花光了所有的钱，烫了一头卷曲的头发。这不是因为她喜欢，而是因为她讨厌―――“我不该讨厌头发，我应该讨厌冲动！我不该讨厌耳洞，我应该讨厌冲动！我不该讨厌牛仔服，我该讨厌冲动！我讨厌徒劳的争夺，我讨厌歇斯底里的叫嚣，我讨厌满墙的涂鸦，我讨厌……我累了，我仍知道我得活着……”

　退学了，卷发被拉直，她小屋里的音乐又响起来，洗个舒服的热水澡，躺在有自己味道的被子里，映着柔和的台灯，一切挣扎归于平静。

　 “我不是韩寒，也不是春树。我们之间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

　关于她们的报道出现在媒体上后，产生的反应各异。

　几乎所有对杨晨的反馈都是：支持！

　而刘雯和记者张志颖还受到了不少责骂，认为这是在鼓动所有的学生退学。当然，这些责骂全部来自家长。

　 “我想那是因为我取得了话语权。”杨晨说。她的小说《感恩而死》200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版6000册售罄后，又再版了3000册。

　 “我不是韩寒，也不是春树。我们之间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她们不约而同地说。

　那么她们是谁？

　对于仍在校的学生，她们只是个离开了的同学；对于家长来说，她们是不能理解也无法约束的孩子；对于整个社会，她们是难以接受的异类―――她们抽烟，喝酒，热爱摇滚，打扮怪异，会动辄就骂“他妈的”，有着开放的性观念，以及许多很难被世人接受的行为。而对她们自己―――是勇敢，执著，叛逆，还是其他？她们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清楚。

　娜拉出走了，走到哪里去？1000个人可能有1000个答案。但这两个孩子和更多孩子的出走，正发生在我们身边。

　 “你觉得这只是叛逆、只是反抗、只是不希望约束吗？”在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张志颖说：“我想，他们只是在寻找。但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途径。”

　 “寻找什么？”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他们寻找的那些东西，可能是大人们也在寻找的。”

　 “或者是每个人在那个年纪也曾寻找过的。”我接道。

　 “是啊。难道你上学的时候，没想到过要退学吗？我就想过。你没想过‘活着是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吗？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想不清楚。”张志颖说。“我只是在寻找幸福。”刘雯说。

　她有一首小诗叫《谁说我爱上了寂寞》：谁说我爱上了寂寞？我的心不停地在寻觅。也许理想只是理想的境地。那么我的心，愿在寻觅中死去，也不愿轻易地把理想降低。

　可是获得幸福的道路在哪儿？“其实我很不自信，尤其在出了书后。”杨晨说，“我并不觉得退了学出了书就有什么了不起。”

　董芳有一段时间甚至觉得杨晨患上了自闭症，她几乎不出房间，很少和人说话，以至于说话都不太清楚。

　经历了漫长的挣扎，杨晨似乎正重新回到父母所期望她走的那条道路上。

　辍学5年后，杨晨重新燃起了学习的愿望。她报了一个外语学习班，从《新概念英语》第一册学起，还正参加调酒师的培训，并准备在年底参加导游资格的考试。“我知道我需要一些谋生技能。我必须要依靠自己生活。”她说自己学得很好，每周三次晚上按时去上两个小时的课，第二天自己在家背单词。

　退学后，她仍关注着国内发生的各种新闻，正在以马家爵事件为背景，酝酿一部写农村孩子成长的小说；她花了些时间呆在洛阳儿童福利院，无偿献过血，还希望有机会能为艾滋病人做些什么。她目前最想做的是职业是女性主义研究者，并愿意为此学习各种艰深的知识。“我想去北京的大学旁听，你觉得行吗？”她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