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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性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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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江菲“其实你们不应该关心我们退学的人,应该好好关心那些还在学校里的人。”杨晨,一个19岁的女孩儿趿着高跟儿拖鞋,坐在自己住所杂乱的桌子前,一边抽烟,一边轻描淡写地说。 她离开学校已经5年了,那时她上初中二年级。两年前,她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感恩而死》。 另一个17岁女孩儿,刘雯,在刚刚开学的高一下学期,也选择了离开学校,尽管这个学习的机会是她努力了很久才得来的。 刘雯一再声明自己不叛逆、不另类

记者 江菲

  “其实你们不应该关心我们退学的人,应该好好关心那些还在学校里的人。”杨晨,一个19岁的女孩儿趿着高跟儿拖鞋,坐在自己住所杂乱的桌子前,一边抽烟,一边轻描淡写地说。

  她离开学校已经5年了,那时她上初中二年级。两年前,她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感恩而死》。

  另一个17岁女孩儿,刘雯,在刚刚开学的高一下学期,也选择了离开学校,尽管这个学习的机会是她努力了很久才得来的。

  刘雯一再声明自己不叛逆、不另类,但她永远背着一个发黄的绿色军用书包,上面别着四枚毛主席像章,一个红五星,还有个小牌牌,上面刻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毛泽东。

  一位郑州读者打来电话,向我们讲述了杨晨和刘雯的事情。这两个女孩儿的退学都因媒体报道而在河南引起不小的讨论。

  这位读者说自己也是位母亲,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离开了学校,心里充满了忧虑、无奈和遗憾。“是她们无法适应学校,还是学校容不下她们?可她们实在太小了,实在不应该。”

  “每次我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都批评我,甚至让我出去”

  杨晨比刘雯大两岁。她大大咧咧,一头卷曲而混乱的长发,喜爱化妆,碰上聊得来的人,就闭不上嘴。她只在上学前感觉过快乐,随后包围她的只是世界对她的敌意。于是,她选择了奇装异服,故意捣乱,逃学。“的确,我是个老师都不喜欢的学生。

  杨晨的父亲是个军人,母亲是个医生,他们对这个孩子没有比其他父母更多的期望,包括在她退学之后仍是这样。“只是希望她能快乐。”但杨晨的妈妈董芳也承认,自己似乎从没真正了解过这个孩子,只是觉得“她从小就复杂”。

  杨晨小的时候大脑的平衡功能似乎有些问题,全家人都坚信这是她出生时短暂的窒息造成的。她没办法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她跑步追不上别人,经常摔跟头,其他女孩子常玩的游戏,比如跳皮筋儿等,她也学不会。慢慢地,在群体活动中,她成了别的小朋友不愿意接纳的玩伴儿。

  于是杨晨选择了独处。这期间,她发现了读书的乐趣。从小人书,到简单的儿童读物,从自家的书,到邻居和父母朋友家的书,杨晨在其他孩子还只会玩耍的时候,就已经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并开始涉及四书五经和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在杨晨妈妈看来,这个孩子似乎把能量全部用在了看书和喋喋不休地对话上,她很少在夜里12点以前睡觉,同时也要求别人不睡,陪着她。“你知道吗?她居然从小就会嘲笑我们。”董芳说:“说我们成天只知道睡觉,还质问我们这样难道不觉得浪费时间?”

  因此,杨晨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人都很高兴。在杨晨那时的期待中,学校的印象来源于孔子的学校:三千弟子,聚在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但学校并不是杨晨想像的那样。尽管杨晨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但她并没有得到自己想知道的东西。妈妈回忆起最初几年的时光时,承认杨晨是个纪律不好的学生,她常常听老师说杨晨上课接下茬,或不停地发问,直到逼得老师回答不出,不得不让杨晨罚站等等。

  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发生在杨晨三年级时。那时她所在的班有一节语文公开课,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在公开课的前一天上午,老师特意演习了一次,因为杨晨大量的阅读积累,她被安排在公开课上做总结性发言。但就在那天下午,因为再一次上课随便讲话,杨晨的书包被老师扔出了教室。

  杨晨的报复很独特。在上公开课的时候,她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孔融把大梨让给别人,因为他知道大梨坏了。

  不知其中奥妙的听课老师哄堂大笑。正在讲课的老师的脸立刻就变得煞白,甚至整个身子都哆嗦起来。

  放学的时间到了。董芳的办公室里冲进来一群孩子,七嘴八舌地说:阿姨,快去看看吧,杨晨闯祸了,闯大祸了。

  董芳一进教室的门,那位老师便冲过来,劈头盖脸对董芳数落杨晨。董芳只能一个劲儿赔不是,解释说孩子小,不懂事。那位老师不接受这种解释,大声嚷着:她不是不懂,她就是故意的,故意的。杨晨就坐在一旁的椅子上,面无表情,一声不吭。

  那天晚上杨晨挨打了。这也是董芳记忆中,打女儿打得最狠的一次。

  在亲戚朋友眼里,杨晨的父母都是性情和蔼、忠厚朴实的人,从未和别人拌过嘴、动过手。但他们的女儿却常常挨骂挨打。

  “为什么打她?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杨晨爸爸说,“放学回来,一边走一边唱歌儿,问她: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哇?她说,老师今天没留作业。好,过一个星期,老师打电话来说:你家杨晨一个星期没交作业,怎么回事?”他停住了,嘿嘿乐,“你说我什么感受?打呗!”

  董芳到现在也不太明白,老师批评一两句,别的孩子都可以接受,为什么杨晨就不能?“我最不喜欢她哭,边哭边说,越说越哭,怎么她就那么多道理?”“那么你问过杨晨吗?为什么她不能?”我问。

  董芳愣了一会儿,说:“没问过。我只是觉得她太敏感。因为那时我们都觉得,老师批评孩子,总归是自己的孩子有问题。”

  在家庭成员里,最能理解杨晨的是舅舅董鲁冰。这也是惟一一个坚持将杨晨退学的原因首先归结到她父母身上的人。

  “她为什么总是吵,为什么总是和人争论?”舅舅回忆说:“我想,是因为她需要理解。”

  “他们很爱自己的孩子,但他们是传统的中国人。”董鲁冰说,“他们认为小孩子不能顶撞长辈,认为老师永远都是对的,想不通小孩子怎么能有独立的思想。这样的结果便是,一方面没有理由地爱孩子,另一方面只有一个理由地去责骂孩子―――在学校不听话。”

  10多年后的今天,杨晨的爸爸妈妈似乎渐渐接受了当初杨晨的行为,这种改变对他们是很困难的,当杨晨说起一本书上对某首宋词的解释不对时,董芳还是很自然地说:“书上说的怎么可能是错的,那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书呢!”

  对于杨晨来说,现在的改变来得太晚了。在老师说她“有人生没人管教”时,叫她“小丑”时,以及在她听到那些她认为有理由去抗争的言辞时,她环顾四周,找不到一个可以躲藏或寻求慰藉的角落。她渐渐放弃了这种寻找。现在的杨晨,所有关于学校的记忆都是可笑而不可理喻的。

  她说从来就不喜欢上学。她讨厌大家穿一样的校服;不喜欢每天早上站在校门的值日生,见了老师就敬礼问好的场景―――因为没一个老师向同学问好;她认为老师在讲台上讲课都是装模作样,“每次我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都批评我,甚至让我出去”;她不喜欢写作业,也不在乎考试成绩,甚至对于加入少先队这样小学生都引以为荣的事,她现在回忆起来也觉得是很荒唐的。

  “那是冬天,下着雪,我在教室外站了几个小时。那是我这辈子第13个生日”

  四年级下学期时,杨晨的父母下决心让她转学了。

  在新学校里,从小就不喜欢运动的杨晨突然喜欢上了足球。她不会玩儿,却精于欣赏、评论和组织活动。很快,她集结了一批热爱足球的男孩子在身边。她组织了一个球迷协会,自封会长,下辖足球俱乐部。每天放学后书包在操场旁一堆,便开始比赛。任何想参加比赛的人,必须要先经她批准加入俱乐部。

  杨晨自创了一份协会小报,名曰《死不瞑目报》。不定期出版,全部由杨晨撰稿,手抄本,每期一份四版,在协会内大家传看。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贺龙说过的一句话:中国三大球不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则死不瞑目。

  1997年5月29日这一期,有如下内容:

  足球评论:健力宝队的优势与劣势;

  球星风采:里肯;

  绿茵导航:足球学校;

  国际足坛:里皮说,意甲比冠军杯更重要……

  在足球新闻不多时,《死不瞑目报》还刊载文学欣赏、国际政治、经济信息等内容。

  1997年5月23日的“周末版”,头版刊登了13条国际新闻,包括:美国新版美钞伪造情况严重;联合国:报告认为腐败将严重影响各国社会经济结构;世界经济竞争力排出座次,美国、新加破、香港分别占据一二三位;F22:下世纪美军主力战机……1997年9月1日这一期,“万里江山”栏目里的新闻如下:十五大将于九月十五日召开;令狐安出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河南省中小学生课桌合格率仅为0.8%;台湾新领导组成。

  这份报纸至少出版了半年之久。但这份轰轰烈烈的“事业”为杨晨带来的“声誉”仅仅是持续不断的家长投诉―――孩子们放学都不回家,跟着杨晨“四处征战”。因此,这份短暂的快乐被老师以“影响学习”为由查封。

  杨晨也并没因表现出才能得到老师的喜爱。一次,她的数学试卷忘了写名字,发回来的试卷上画了个大大的零蛋。杨晨环顾四周,发现没写名字的不止她一个人,而其他人却不是零分。她站起来大声与老师当众理论。气急败坏的老师向门外一指,说:你,滚出去!杨晨一梗脖子:出去就出去,不过我是“走”出去,不是“滚”出去。

  在杨晨每一次昂头走出教室的时候,她都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渐渐地,杨晨发现,很少有同学愿意和她交朋友。她不仅成为老师讨厌的学生,更是被同龄人看不上的人。大家都幸灾乐祸地看着她每次受罚,眼睛里飘出些近似得意的神情。

  杨晨开始逃学了。她借了同学姐姐的身份证,办了一个市图书馆的阅览证。由于年纪太小,她不得不像小偷一样藏在成人阅览室里,以免被人撵到少儿区去。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她的眼睛从中国文学转向了世界。她惊奇地发现,那里也有同中国一样博大精深的文化。

  12岁,杨晨和其他同龄孩子一样上了初中。按学区,她被分到了一所重点中学。她对即将步入的重点学校生活抱着丰富的幻想。董芳说,杨晨整天把录取通知书揣在衣兜里,怎么劝她放在抽屉里也不管用。在中学报到的第一天,当她把这份揉搓得皱巴巴的通知书交给老师时,得到的却是一句阴阳怪气的话:哟,你可真了不起啊!

  杨晨的初中班主任要求大家在每天放学后仍留在教室里学习。于是,这间教室经历数个让人几乎难以相信的夜晚:即使在晚上七点半学校断电清校后,每张桌上点支蜡烛,几十名学生抻着脖子努力看黑板上的字,几支手电筒像聚光灯一样在教室里扫射着。

  怨声不断,但没人敢提出来。

  一半是出于愤怒,一半是为了回家看《足球之夜》,杨晨当众向老师提出准时下课的要求。“真不知你家里是怎么教育你的!”争论几个回合后,老师扔出这么一句话。

  一个致命的转折可能是因一件小事而起,小到杨晨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可能是上课说话,或者又和老师争论,或者没有交作业,她又被罚站了。“那是冬天,下着雪,我在教室外站了几个小时。那是我这辈子第13个生日。”

  杨晨说,她站在那儿,看着飘着的雪花,心里苦恼极了。“我觉得我真是很失败。”

  那天晚上董芳回家时,看到的是躺在床上叫不醒的女儿,一个空的安眠药瓶子和几行草草的字。

  “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只看了一眼,董芳就疯了一样抱起孩子冲了出去。

  这件事后不久,杨晨揣着十几块钱,偷偷从郑州跑到洛阳去找在那里工作的爸爸,先后换了几所学校,勉强又继续了大半年的学业,然后便彻底放弃了。这之后,杨晨也时不时对爸爸说,“让我去上学吧。”爸爸倒反过来劝她,“算了,你还是在家自己学吧。”

  刘雯把报名表扯得粉碎,奋力扔向讲台,大喊着:“我宁愿不参加这个虚伪的比赛!”

  杨晨彻底离开学校时,刘雯刚刚小学毕业。

  她是带着无数荣誉结束小学生活的。她一直是班长、大队长,区、市级三好学生,省十佳少年,她的画还曾获过世界和平书画展的奖项。

  但翻看刘雯的照片,除了幼年时期有活泼的笑容,其余的她都是一副严肃沉重而若有所思的样子。这种面孔也留存在她随手写下的小文中,有一篇名为《人生的轨道》:

  “我是一辆平凡的小火车,在迷惘中,仰着稚气的脸庞探索。这条路要走吗?那条路对吗?为找到自己的人生轨道,我在边走边思考。纵横交错的轨道,真的很不好找到真正属于我的那条。走错后的遗憾,也有时拉起长笛呼啸!我努力地寻找!……”

  “思考是我的属性。”这是刘雯对自己的描述。但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可能在思考些什么呢?

  这个在小学时代几乎得到了所能想到的所有荣誉的孩子,进入初中后,开始渐渐“没落”。刘雯的解释是,自己开始变得暴躁,“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一下子看到很多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初中时,刘雯经历了一件让她印象深刻的事。当时学校安排两名学生参加市里的作文竞赛,一个是刘雯,另一个是她的好朋友。偶然地,刘雯得知,原来那个好朋友的作文是家里人帮忙写的。

  在老师宣布参赛名单的课堂上,刘雯突然站起来,把报名表扯得粉碎,奋力扔向讲台,大喊着:“我宁愿不参加这个虚伪的比赛。”

  一个开始试着用自己的眼光去理解社会的年轻人,最初只找到了这种“粗暴”的解决办法。

  “你问我思考些什么?我说不清楚。我的脑子有时候非常忙。我看到什么都会想,看到社会上的贪污、腐败,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到贫穷……”刘雯在《这个老师有点NB》里,这样写道:

  “一切的虚伪、狡诈、欺骗、隐瞒……都是学校阴险地让小孩子们自投罗网后被灌输的!!平时补、写作业或是抄作业,考试时的对题作弊,都是虚伪狡诈。常常面对的形式举措是在复习我们小孩的虚伪狡诈。有时面临的上级检查是在考验我们祖国花朵的虚伪狡诈的功夫……向小孩子们压啊!!压啊!压压压压压压压啊!!反正未来不只是我的,社会不只是我的,祖国更不只是我的!!……压吧,压吧!把你的怨气都压过来!反正我们小孩是弱势力,是祖国的未来―――这年头连今天都保证不了,谁还考虑未来哦?!来吧!没有几个傻瓜会勇于反抗的!来吧,顶多压出小孩子们、自闭、自残、自虐!!还有普遍的―――自私!”

  刘雯的父亲是个普通工人,不久前刚刚下岗,母亲是会计,一家人住在远离市中心的两居室里,生活清贫。父母的房间布置得很传统,刘雯的房间则显得凌乱,书架里堆满了书,地上的吉他和两把椅子把床以外的空间全占了,墙上挂着刘雯自己画的大大小小的画―――大部分是抽象的油画。

  “爸爸妈妈很爱我,我也爱他们,可他们不理解我。”刘雯说,“后来我想,也不需要让他们理解。”

  她远不像杨晨那样健谈,但在平静的外表下,总会让人感觉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在她内心涌动。不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神有些迷茫,但交谈时,她会一直盯着你。

  她的特殊几乎无法形容。曾采访过她的《郑州晚报》记者张志颖举了个例子来形容她:如果有个人骂刘雯是猪,刘雯根本不会生气,她会特别认真地问,为什么骂她是猪,她哪里像猪,如果那个人不回答,她会一直追问下去,直到骂她的人落荒而逃。

  刘雯一再强调,她退学和学校无关,和应试教育无关,和别人无关,那只是她自己的一个选择而已,因此她拒绝谈一切学校里的事情。

  “其实刘雯在学校里并不快乐。”张志颖说,“她只是不愿意讲那些事罢了。”

  初中时,和杨晨一样,因为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论问题,刘雯也有过被撵出教室的经历。我向刘雯求证,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有过,不过没什么,我根本不在意。

  但那之后不久,刘雯主动向家里要求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另一所学校去。“我说不出具体的理由,我当时只是觉得,如果不离开那个环境,我就会死。”

  有一篇《蛋窥社会》的文章,大约就写在这个时期:

  “……人何尝不如此?最初的白纸渐融于红尘,慢接近社会。一切本不应染的东西却大量的涂满了白纸。可怜的白纸!什么叫理性?什么叫感性?难道迷迷糊糊,没有自己的见解,对事实‘真’‘伪’‘虚’‘实’缄默不语,不思纰缪,不敢弹劾,置身于流俗才叫理性?难道只为一些无聊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但很被社会青睐的事物去绞尽脑汁地迎合才叫思索,才叫感性??”

  “我这辈子就那几天光景,不站起来叫唤,简直就是浪费”

  新的环境带给刘雯的,只有更多的独处、阅读和写作的空间,还有开始一落千丈的学习成绩。

  离中考还有两个月时,刘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想考个好成绩。我感到父母对我的期待。我希望让他们骄傲。我知道如果我努力就可以,可我没有时间了。”

  于是,她抱着自己所有的“荣誉”,开始一个人在郑州的中学里挨个儿去“讨价还价”。她那时的想法是:只要有一所学校要我,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我都会去念。

  一个多月奔波下来,她退学前的这所高中同意降40分接收她,校长还在刘雯的“强迫”下,写了份书面的说明,并加盖学校公章,以做证明。

  然而就是在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努力下得来的学校,她只念了一个学期,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不,不是因为学校。”她还是用那种一字一字诚恳而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只是想学自己感兴趣的知识。”

  “如果再等两年,上了大学,你一样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去学习呀!”

  “不,我想,那时候,我可能已经不是现在的我了。”

  关于这段生活的记叙中,有这样一篇讲述语文课的―――

  “谁说我喜欢语文我跟谁急!谁说我语文好,和让我一头撞死差不多!!我真的很怀疑,那编写语文书的人,是不是吃饱撑得难受啊?真是本语言颠三倒四的笑话书啊!!无聊的可以!!比如说:《荷塘月色》课后的补充阅读,竟然是对朱自清描写的荷塘的长宽高与地理位置的介绍啊!我真怀疑是不是语文书啊!!

  “看朱自清的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句‘看到那晃荡着蔷薇香的水面……’我本想闭上眼体会到当时的情景,没有想到(其实应该想到,只是总是抱有幻想)老师竟然打断了我的情绪,向全体同学发出问题:‘看看这句话,为什么用比喻句啊??’shit!!哪有什么为什么啊??作者当时感情投入,就自然流露出这句话啊!!就这么解释吧(如果非得要有个解释的话!)。作者写文章,就只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啊,如果能让读者认真感读,就是作者的目的所在啊!更何况,每个人的思想不同,所感受的当然也迥异啊!不说让读者与作者产生共鸣吧,只要能让读者引发起来思考就可以吧!”

  刘雯开始公然逃课。

  不,她不评论,不抱怨,不争论。“我学圆滑了。我知道和什么人该说什么话。”她说。

  可是,“我这辈子就那几天光景,不站起来叫唤,简直就是浪费。”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有时候,这种“叫唤”是有对象的。在她眼里,黑板上的数字变成了令她“恶心的蛆”;老师变成了“鱼缸里的金鱼”,不停地张着嘴,她却听不懂在说什么;上课的铃声是“青春的丧钟”;而父母的爱和期待变成了武器,是一杆“瞄准我的温柔的手枪”;她,则只是一个“猎物”,一个不受欢迎被称为“怪人”的孩子,一个不懂表演却不得不去表演的笨拙的演员……

  有时候,是有些无奈的:

  “我们是稚拙的,还没有长出华丽的外壳。裸露的心,浮华中的危险与野蛮。还没有长出外壳?还没有长出外壳?我的错!是我的错?”

  有时候,近乎是愤怒的声讨:“我对教师这个职业失望透了!啊!!什么人类进步的阶梯,简直是抹杀人类心灵的刽子手……你心里不虚??你心里不虚??中国的未来都毁于你的手里!你如果根本都不心虚,那是你早已‘杀人’杀红了眼!……当老师,当老师!多么神圣的事!现在什么都有假,男的女的都可以瞎捣腾,对于我爱的老师也变得不敢确信。然后我去考察,去实践,于是就在希望中诞生了绝望,彻底的绝望,心灰意冷!!!

  “我早晚要离开你!离开你!!像甩开手上的虫一样甩走你!!然后送你一泡新鲜的大便,再附上一句‘把你给我的,还给你!!!’―――思想的机器!!!!”

  她离开了。

  做决定前,她花光了所有的钱,烫了一头卷曲的头发。这不是因为她喜欢,而是因为她讨厌―――“我不该讨厌头发,我应该讨厌冲动!我不该讨厌耳洞,我应该讨厌冲动!我不该讨厌牛仔服,我该讨厌冲动!我讨厌徒劳的争夺,我讨厌歇斯底里的叫嚣,我讨厌满墙的涂鸦,我讨厌……我累了,我仍知道我得活着……”

  退学了,卷发被拉直,她小屋里的音乐又响起来,洗个舒服的热水澡,躺在有自己味道的被子里,映着柔和的台灯,一切挣扎归于平静。

  “我不是韩寒,也不是春树。我们之间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

  关于她们的报道出现在媒体上后,产生的反应各异。

  几乎所有对杨晨的反馈都是:支持!

  而刘雯和记者张志颖还受到了不少责骂,认为这是在鼓动所有的学生退学。当然,这些责骂全部来自家长。

  “我想那是因为我取得了话语权。”杨晨说。她的小说《感恩而死》2002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版6000册售罄后,又再版了3000册。

  “我不是韩寒,也不是春树。我们之间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她们不约而同地说。

  那么她们是谁?

  对于仍在校的学生,她们只是个离开了的同学;对于家长来说,她们是不能理解也无法约束的孩子;对于整个社会,她们是难以接受的异类―――她们抽烟,喝酒,热爱摇滚,打扮怪异,会动辄就骂“他妈的”,有着开放的性观念,以及许多很难被世人接受的行为。而对她们自己―――是勇敢,执著,叛逆,还是其他?她们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清楚。

  娜拉出走了,走到哪里去?1000个人可能有1000个答案。但这两个孩子和更多孩子的出走,正发生在我们身边。

  “你觉得这只是叛逆、只是反抗、只是不希望约束吗?”在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张志颖说:“我想,他们只是在寻找。但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途径。”

  “寻找什么?”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他们寻找的那些东西,可能是大人们也在寻找的。”

  “或者是每个人在那个年纪也曾寻找过的。”我接道。

  “是啊。难道你上学的时候,没想到过要退学吗?我就想过。你没想过‘活着是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吗?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想不清楚。”张志颖说。“我只是在寻找幸福。”刘雯说。

  她有一首小诗叫《谁说我爱上了寂寞》:谁说我爱上了寂寞?我的心不停地在寻觅。也许理想只是理想的境地。那么我的心,愿在寻觅中死去,也不愿轻易地把理想降低。

  可是获得幸福的道路在哪儿?“其实我很不自信,尤其在出了书后。”杨晨说,“我并不觉得退了学出了书就有什么了不起。”

  董芳有一段时间甚至觉得杨晨患上了自闭症,她几乎不出房间,很少和人说话,以至于说话都不太清楚。

  经历了漫长的挣扎,杨晨似乎正重新回到父母所期望她走的那条道路上。

  辍学5年后,杨晨重新燃起了学习的愿望。她报了一个外语学习班,从《新概念英语》第一册学起,还正参加调酒师的培训,并准备在年底参加导游资格的考试。“我知道我需要一些谋生技能。我必须要依靠自己生活。”她说自己学得很好,每周三次晚上按时去上两个小时的课,第二天自己在家背单词。

  退学后,她仍关注着国内发生的各种新闻,正在以马家爵事件为背景,酝酿一部写农村孩子成长的小说;她花了些时间呆在洛阳儿童福利院,无偿献过血,还希望有机会能为艾滋病人做些什么。她目前最想做的是职业是女性主义研究者,并愿意为此学习各种艰深的知识。“我想去北京的大学旁听,你觉得行吗?”她问我。

  刘雯在进行了半个月短暂的全国采风后,也打算静下来心,多读些书,学自己一直想学的知识,比如绘画、摄影和诗歌,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写本自己的书。

  她自己写了份海报,跑到郑州一个外国人聚集居住的小区,四处向人介绍自己:我叫刘雯,我想要学英语……她就这样找到一群可以随时练习口语的外国朋友。

  刘雯退学的报道在《郑州晚报》刊出后,刘雯写了这样一段话作为回应:

  “我不希望你们说我放弃了上学,因为我选择了生命,不仅仅是上学!我选择的是我的生存方式,而不仅停留在上学与辍学的表面上!况且,回到你们所谈论的话题上,我的初衷是―――学习!学习对实现自己理想有意义的可贵的东西,克服一些有必要克服的东西!没有必要争执的!

  “我知道自己道路的艰辛,我选择艰辛!……用一句一个朋友送给我的话来说:我将要―――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坚持到底!”

  告别她们,是在一个周末的深夜。她们轮流紧抓我的手,几乎是用深情的眼神望着我。无论别人如何评论她们,那一刻,我似乎理解了她们身体里的一切愿望:她们不是什么80后,不是什么“垮掉了的一代”,她们有着和正常年轻人、甚至正常成年人一样的需求,不仅是生活中的,更是精神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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