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的王干是一位评论家，他曾被海外报刊称为“大陆十大青年评论家之首”，迄今他已发表100多万字的评论作品，并有《王蒙王干对话录》、《世界末的突围》、《南方的文体》等著作。如今他是中国青年批评家中心的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在文学界，王干是一个大器早成的人，在他成长、成功的道路上，几乎一帆风顺，这和今天的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极其相似。在进行“杰出青年的童年与教育”研究中，晓波同志特地采访了他，以下是两人的对话(有删节)： 晓波：童年的您乐意与人交往吗？喜欢什么样的玩伴？ 王干：我喜欢与各种各样的人一起玩。上初中时，我开始对年龄相仿的同学不感兴趣，而是喜欢找大伙伴玩。我喜欢那种综合实力比我强的玩伴。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可以提前学到许多东西，我需要动脑筋才能玩到他们那个层次上，这使我感觉到一种与人交往中运用智慧的乐趣。 晓波：有人说这是一种性格早熟，智力提高的倾向。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社会功能较强的显示，而这一方面能力的培养在我国通常不受重视，中国少年儿童社会功能薄弱是一种潜在的、极为普通的“不健康”的症状，在此我们不必细说。可以想见，你在学校，一定很受同学的拥戴。 王干：我在学生时代得了好多“三好生”奖状，这是因为学习成绩好，又一直担任班团干部。我乐于跟同学交往，所以普遍受他们的欢迎。这带来不少良性效应。比如，他们比较配合我做班团工作，使我能成为好干部；他们与我交流各种各样的心思，使我懂得了许多人和许多事，获取了许多信息，延长了自己有限的认识。这还是一个社会功能问题。说到这个问题我忍不住要发挥几句。我一向不赞成小孩子过于内向，羞于介入社会和与人交往，这容易使堕入“小我”的认知圈子，难以自拔。在受到挫折和委屈时，这种人往往孤立无援，又采取封闭信息、独立承受的处事方式，结果常常是不堪重负而崩溃，要么在“逢我”里绕圈子出不来。 我成长中最大的得益是我采取了外向型的为人处事态度。当然，我认为社会给予一个客观的、开放型的成长空间是前提条件，因为成长者不可能一定具备寻找这种空间能力。我们那一代人，大多有兄妹，比如我，有姐姐妹妹三个，我在家里需要和她们相处，需要跟她们“斗智斗勇”；在学校，当时还处在“文革”期间，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很多，当然组织这些活动有政治上消极的色彩，但客观上参与大量活动使我们接触很多人，去很多课堂外的地方，甚至深入社会。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种开放的空间里。而今天的儿童则不然，他们是独生子，在家庭中，他们找不到可沟通的同辈人；在学校里，沉重单调的功课把他们固定于咫尺课桌前。另一方面，畸形的爱与呵护，使他们没有与社会独立接触的机会，没有与家长亲戚和老师以外的成人打交道的机会。许多家长连上学、放学都接送护驾子女，许多教师连春游都不敢组织。今天的孩子接受这般封闭的教育，一旦出校门，何以面对纷纭复杂的大社会？这是我的“杞人忧天”。 晓波：从您的谈话中不难看到您的顺利成长得益于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您吸收了四面来风，捕捉到八方信息，因而您健壮地成长着。比较今天与昨天的教育，我们要“扬弃”，要改革，要开放。 王干：这种“开放”当然是多涵义的。比如，让少年儿童挣脱封闭的家庭与学校，参与社会公众事务；比如，敢于将中国教育与外国教育相比较，相交流，扬长避短，借取先进。我读过一篇《夏令营中的较量》，我认为这篇文章是“开放”的先锋，我们要敢于正视自身，也敢于拿来。现在，我就让我的女儿提早独立地去学自行车，去上学，去与大小伙伴交往，甚至去买买菜。看似吃了点小苦，实则是让她长了几片羽毛。现在，我女儿似乎比她同龄伙伴能干，成熟得多，但愿这不是假象。 上面的大段文字仅是访谈的一部分，但从王干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把自己今天的成功主要归结于“开放的空间”。什么才是开放的空间？与人打交道、谈话、沟通、谈判、为大家服务、做学生干部管理班级事务，这在王干的眼里都是开放的空间。也就是说，凡是走出封闭的小圈子，在社会的大环境里活动，都是一种性格上的和行为上的的开放。这种开放对于人的成熟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的。 作为家长，可以让孩子学会多与朋友交往，在交往中学会表达和商量，这是教会孩子学会做事的重要环节。一个人要想开放自己，首先需学会交往。在全国独生子女人格调查中，我们发现，超过20%的孩子对“感到孤独”、“朋友比期待的少”、“没有什么知心朋友”有较肯定的回答；约有10%的独生子女表示“没有人和我一起玩”。孩子在家里的交往大多是发生在与长辈之间。长辈多谦让着孩子，顺着孩子的心愿，这种交往是一种不平等的交往，不能使孩子得到真正的锻炼。所以，家长最好能给孩子提供与同龄人交往的机会，让他们在交往中学习行为规则和做事方法，学会与他人合作，获得开放的人生。 三人同心，其利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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