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城市居民可能会注意到一位秃顶的老年绅士一边孜孜不倦地盯着大街上每一个从他身旁走过的姑娘，一边在衣兜里鼓捣着什么。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在采取行动的好之徒，而是一位科学家在搞研究。1908年，86岁的探险家、优生学家、心理测学的先驱弗朗西斯·高尔顿在自传中说，他那是在绘制“美女地图”，在口袋里用针在一张纸的不同位置扎孔，在纸上写下地点和日期，记下他遇到的女性是“有吸引力、一般或令人生厌”(地图显示伦敦的女性最可爱，阿伯丁郡的女性排名最低)。高尔顿一直热衷于搞这样的研究，他的箴言是“一有机会就做计算”。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会议上，他会通过计算坐立不安者的数量来估计会议的枯燥程度;在非洲他用六分仪和卷尺计算远处的霍屯督女性臀部的大小。
高尔顿的种种行为是值得表扬还是属于怪癖?是科研还是发疯?美国学者伦纳德·戴维斯认为，说它们算哪一个都说得过去。随着科学占据主导地位，生活变得更加专业化、标准化和机械化，一个世纪之前会被视为古怪的行为将变得更加常见、更加众说纷纭。这也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化的一种表现。
戴维斯在他描述强迫症的书中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介绍“书写狂”，一种不停地写作的疯狂举动。他说，19世纪那些伟大的小说家们从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活动：连续、大量地生产文字。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20部卢贡一玛卡尔家史都想创造出一个虚拟世界。左拉曾在壁炉上刻下一句话“无一日不创作”。这些作家知道他们在为强迫症牺牲自己的生命，但他们能接受这一代价，其他人也把他们奉为名人。
20世纪晚期，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强迫症发生的比例就从2000人中有一个变成每100个人中就有两到三个。作为文化史学家，戴维斯认为，强迫症的普遍化还有其他原因，它可以看作现代性的一个后果。在分析强迫症发病率增加的原因时，要认识到其中的文化、经济甚至政治因素。就像残疾从病理学诊断变成了一种政治身份，也要对心理状况进行“去病理化”。
现代社会既需要又担心强迫症。运动员、演奏家和小说家都需要沉浸于他们的职业，但成就他们的品质也可能会造成痛苦，导致心理疾病。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要求强迫行为。我们现在对用手机或PDA查看电子邮件上了瘾。问题在于如今人们太看重强迫症的意义了。
一个社会，如果过于关注强迫症，会认为懒散和抑郁是大问题，这是对强迫症的强迫症。“这就是强迫症成问题的地方，有强迫症你就是个混蛋，没有强迫症你也是个混蛋。懒散的人和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是强迫得不够，每天拖十次地板的家庭主妇是过于强迫。问题在于找到一个中庸之道。但这又会成为一种新的强迫症。”因为有人会过于孜孜不倦地去寻找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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