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结果，决定成立国际性协会，并在各国设立各个支会，但对费伦齐的方案作了修改。
费伦齐和弗洛伊德的观点引起了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和斯泰克尔的反感。他们尤其不满大会的主席和秘书这两个重要职位全由瑞士籍的精神分析学家独占。他们认为，大会无视了他们长期以来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工作要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因此，不能单靠他在维也纳的两个同事——阿德勒和斯泰克尔（他们俩也都是犹太人）。他原先以为他的这两个同事会同意他的观点，听到他们的抗议以后，弗洛伊德只好到斯泰克尔的旅店住所去，想要劝说他们顾全大局。
弗洛伊德主动表示，他自己愿意让出自己的“维也纳分会主席”
的职务，让阿德勒来担任。同时，为了平衡容格与阿勒德的地位和权力，他建议，除了由容格主编原有的《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以外，再办一个新的杂志，由阿德勒和斯泰克尔主编，
该杂志名称为《精神分析中心杂志》。阿德勒终于同意，最后决定由容格担任主席，由阿德勒担任新的期刊的主要负责人。容格委任林克凌担当大会秘书，并主办《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通报》，用来定期地报道学会各项目常活动、学术活动及出版消息等等。
上述各项决定，没有一个是在愉快的气氛中获得的。所以，大会虽然结束了，但矛盾已经酿成。这一矛盾包含着深刻的理论上的分歧，因此，它是很少有希望获得解决的。
果然，大会召开后五个月，阿德勒便宣布退出组织。两年后，斯泰克尔也退出了大会。林克凌的秘书工作也没有尽到责任，因此大会的管理工作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
弗洛伊德预料到这一结局，所以，在返回维也纳以后不久，弗洛伊德给费伦齐写了一封信，他说：
毫无疑问，巳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们俩只享受到一点点幸运。显然，我的报告只引起平淡的反应，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它包含许多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然而我已感到精疲力尽，无可奈何。你的富有内容的建议引起了不幸的反应，造成了那么多的矛盾。他们甚至忘记了你过去提出过的重要建议，每个协会都有很多麻烦的事情。这当然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不管怎样，那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将给未来产生广泛的影响。我所高兴的是，你和我之间完全协调一致，我要热烈地感谢你的支持，你的支持是很有成效的。
现在，事情还在发展着。我早已知道，现在已到了对我心中想过的事情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我要中止我在维也纳集团的领导权，使它不再发生有效的作用。我要把领导的责任让给阿德勒，但不是因为我高兴那么做，而是因为他是维也纳的唯一合适的人，而且他在那个职位上也许会感到自己维护我们的共同基础的责任。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会在下周
三通知别的人。我不相信他们仍然会不满足。我已经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心怀不满的和我所不期望做的老人。这当然是我不愿做的，但我宁愿如此。作为运动的领袖，必须在年龄和资格方面都很合适，那样的话，他们便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并真正地称职。
从学术研究方面说，我当然要一直合作到最后一口气为止，但我将全部省去在指导方面的精力而悠然自适。
实际上，当精神分析学在各国发生影响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是主张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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