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阅览相关报道后，笔者得出一个结论——马加爵非常符合学上“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
人格障碍是指一个人的人格在其发展和结构上明显偏离正常，以致与正常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又称病态人格、悖德性人格等，是在没有认知过程障碍或智力障碍的情况下出现的情绪反应、动机和行为活动的异常，在各种类型的人格障碍中最受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重视。其主要表现为道德意识及道德行为障碍，具有以下特点：情绪反应异常，且自童年或少年时开始；无明显的智力缺损；表现疯狂只是一时性或阵发性的；惩罚无效，不能从既往的经历中吸取教训；缺乏判断力、预见力和应有的谨慎态度；缺乏内疚感，没有同情心；不关心、不信赖他人，却极度需要他人的信赖。
一个人格正常的人在违犯道德原则之后，会感到内疚、痛苦和自责，这种痛苦的情绪体验和罪恶感，会对日后的类似行为产生警示作用并防止其继续发生。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在道德发育方面处于婴幼儿水平，他们没有道德标准，也不遵守社会道德的约束，没有自省能力，缺乏自责的情绪体验和罪恶感，不能形成自我惩罚的反馈机制。马加爵的家书反映出他对人生的记忆中只有童年时的一些残碎片段，虽然已经进入大学校园，却停留在儿童时代。对照马家爵的成长过程、在大学生活中的表现以及同学对他的评价，与上述特点的吻合度极高。近几年来，屡屡见诸报端的青少年、杀父弑母、残害同学案，几乎都能从当事人身上看到人格障碍的特征。
有人说，马家爵是一个“杀人狂”，但我认为他绝不仅仅是一个“杀人狂”，他是一个不为我们重视的异常人群中的突出的极端的代表。“他以前是一个聪明的好孩子”，这是马家爵的父亲对他的评价，家乡的老师和同学也都感到很惊讶。事实上，从诱杀17名中学生的黄勇到疯狂作案26起、杀死67人、伤10人、强奸多人的杨新海，其家人、乡亲、儿时的老师，甚至派出所的民警，对他们小时候的评价都是“很老实、听话”，“连鸡都不敢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人们容易忽略个体人格的变异过程，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形成缺乏警觉。人格的成长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不是直线发展和一成不变的，但其形成与童年期的教育和行为有密切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临床学家发现，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在贫穷、缺乏教育的地区发生率偏高，其形成与家庭、社会环境特别是患者年少时代的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常在童年时期就有表现，如任性、逃学、离家出走、外宿、持续说谎与偷窃等表现，还有不断破坏学校规章制度、破坏公物等不良习惯。因此，弗洛伊德强调“成年人格实际上在生命的第五年就已经形成”，而我国民间亦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说法。
精神病学家帕金森将家庭称为“制造人格的工厂”，而学校则是“修正人格的工厂”。曾经有人笑言，现在中国干什么都需要考试（资格证），惟独当父母不要。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在孩子的人格成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今天的家长普遍重视子女的文化学习，对孩子品德方面的培养却有不同程度的忽视。孩子最易认同同性别的父母，父母不良的人格特点，对孩子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不当，将严重制约儿童健康的发展。我们的中小学、幼儿园同样非常重视学生的智力培养，却长期忽视人格培养和健康，认为“学习好”、“挺聪明”就是一切都好。从幼儿园到大学，就像在一条生产线上加工某种产品，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都会使产品质量不合格，甚至造成废品。但是，一再发生的事件似乎并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甚至还有人沉浸在“这样的人从来都是极少数”的庆幸之中，对此，西安晚报在报道杨新海案的审判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按照我们通常的思维习惯，如果一个人不是表现出明确的犯罪迹象，我们一般都不会将其视为潜在的犯罪者，哪怕他的再扭曲，他的行为再怪异，都是他自己的事。只有当一起惊天大案发生后，我们才会惊诧于一个人的问题竟然会对他人、对社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侵害！当然，这种莫名的惊诧也往往随着时过境迁而被我们抛诸脑后，直到一起新的大案再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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