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对犯罪的探讨却由来已久。我国古代的史书上早就有探讨犯罪问题的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公旦就曾对犯罪的原因、犯罪动机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人性善恶的论战，其实就是对犯罪形成原因的探讨。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羞恶”、“是非”之心，有些人之所以干坏事，是因为受环境的影响。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荀子则认为，人生来就有“好利”、“疾恶”、“好声色”的不良本性，只有“师法”，即进行遵守礼义法度的教育，才不会作恶。西汉初期，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认为“圣人”天生性善；“斗筲之徒”天生性恶；“中民”则既可为恶，也可为善，关键在于对其是否进行教化和以刑罚威胁。可见，我国历史上许多政治思想家和学者已有关于犯罪的精辟见解，只是未能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
19世纪后期的欧洲，生产力迅速发展，从而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新兴的学科，如人类学、人休解剖学、学、生理学等。同时，由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犯罪率急剧上升。因此，具体提示犯罪行煌 原因、机制、犯罪者的人格特征，从而提供预防和控制犯罪的途径，就成了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学逐渐形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1872年，德国精神病学家K.埃宾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以犯罪学为书名的著作《犯罪学纲要》。这本著作主要从精神病态的角度研究犯罪人。1889年，奥地利的检察官和犯罪学家H.格罗斯出版了《犯罪学》一书，着重研究犯罪者的人格。这两本专著的问世，标志了犯罪学的诞生。
犯罪学在我国的传播比欧美国家晚。尽管我国历史上早就有关于犯罪思想的探讨，其历史比欧洲早得多，内容也更为丰富，但一直未能形成一门系统的独立学科。本世纪30年代前后，西方的犯罪学开始传入中国。当时我国有一些学者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犯罪学著作，也有学者撰写出版了自己的犯罪学著作。同其他学分支学科一样，从30年代到40年代，犯罪学在我国缓慢地发展着。建国以后，由于受前苏联的影响，一度曾将学视为伪科学，50-70年代中期，犯罪学一直没有得以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直到70年代末，犯罪学才与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开始复苏，且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我国许多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法学工作者、表少年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犯罪研究，翻译出版和撰写出版了几十种犯罪学教材和专著，以及不计其数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开设犯罪学课程的学校从1979年的几所政法院校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几百所院校。犯罪学成为学各门支学科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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