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的文献，进一步动摇了高觉敷对麦独孤的信仰。同时，高觉敷翻译了华生对儿童的情绪反应的的实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感觉到华生是重证据、重实验的，不像麦独孤本能说那样的竞迟思辩，不求实际。
此后，高觉敷写了不少有关格式塔心理学的文章，散见于《东方杂志》、《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观察周刊》等刊物。还翻译了考夫卡的《心之发展》(为了迎合书店便于销售的需要，详名为们L负心理学：新论》(U33年初版，解放后修订再版，1957年)；苛勒的《格式塔心理学》(译稿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二八”抗战时，与印刷所同毁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和勒温的《拓朴心理学原理》(由于当时拓朴学比较陌生，以拓朴为形，向量为势，故定名为《形势心理学原理》1943年，正中书局出版。)此外还受了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的邀请，翻译了扬琴巴尔的《社会心理学史》(1927)；披林的《实验心理学史》(1978年根据原著1950年的增订版修改，本年十二月可再版出书)。
高觉敷-抗战时期
高觉敷在“一．二八”后，1932年受四川大学的电邀，前往成都，任心理学教授。那时成都市内刘文辉的二十四军、邓锡候的二十八军、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分区割据，互相敌视，治安情况极坏，随时有内战的危险。1932年十一月问虽有成都绅士奔走和平，但二十四军和二十‘九军终于爆发了一个星期的巷战，他们都企图守取皇城的商地。成都居民对这种闪战是司空见惯的，满不在乎，往往这个地区两军作战，月一地区老百姓照常做买卖。那时，在成都tEI西路商务印书他堆栈内的招待所。门口就是二十九军司令部。工友送饭给他吃时，步枪放射的子弹就在他的头上飞过。如何受得了呢?所以决定在约满后出川。恰好华西大学校长方叔轩休假赴美，就托他的福，平安到达重庆。
1933年暑假，高觉敷转应广东省立勃大学师范学院院长林硕儒的邀聘，九月问到了广州，任该院心理学教授，第二年兼任教育系主任和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心理学部指导教授。抗战前夕，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林院长为勃师学生设立战时课程，他推荐李平心讲国际形势，张栗原讲新哲学，即马列主义。1937年“八一三”后，勤勤大学师范学院迁校梧州，在广西大学上课。1938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派一位教育专员来院视察。这位专员视察后回部汇报勤师教学情况。不到一个月，该部就勒令勃师改办教育学院，理由是师范学院一例国立，省立则只能办教育学院。这个部令的目的，依据分析约有两个，一个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课程，一个是对林硕儒挖苦当时教育措施的文章进行报复，企图借此扼杀林硕儒的师范学院。林硕儒为了保持师范学院的班底，呈请广东省政府把这个学院改称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
1939年梧州危急，文理学院迁往融县。那时中山大学已迁往云南激江，由于研究生无人指导，不能毕业，电促到校救急。因特商请林院长准我暂时离职，但后来形势的变化，高觉敷终于没有再回到融县去，这是永久感觉到遗憾的。到了激江后，批阅了心理学研究生钱频(她现任台北师范学院教授)的毕业论文，从昆明联大请到两位校外委员，通过了她的论文。不久我就知道中大师范学院院长与大学部训导长不和，他们勾心斗角，拉帮结派，形成了两个集团。钱频本来是寥世承的学生，毕业后被寥聘任为湖南国立师范学院讲师。她到蓝田以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寥世承。因此，于1940年受聘于国立师范学院，一月问到职。
在蓝田好容易渡过了那次的风波，重新建立了教学的序积，可是1944年长沙衡阳的沦陷又使高觉敷随校迁往淑浦。十月间，转赴重庆北砖就职于国立编译馆，1945年重任复旦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随编译馅回到南京。兼任金陵大学教授，后又兼任教育系主任。解放后，院系调整，被任为商师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南师于1952年建立，奉命担任教务长，1955年兼任剧院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摘帽，1978年得到了更正。含垢忍辱达二十年之久，所以在更正时，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所说的有错必纠的伟大意义，感激涕零，一言难尽。
高觉敷在1935年至1936年为中山大学研究生开讲心理学史。1942年至1944年问在国立师范学院开出同样的课程。关于学派，于1923年写文章介绍了新心理学，1924年评述了麦独孤的心体交感论。接着于1925年讨论了麦独孤的灵魂论。从1926年至解放前对格式塔心理学给予特殊的注意。1933年由于翻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有必要对弗洛伊掐作出评价，因此在《教育杂志》23卷3号发表了“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的批判”。所以对心理学史及派别是有一定的兴趣的。只因在解放前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以致摇来摆去总是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心理学中兜圈子。解放以后，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才感觉到今是而昨非。
高觉敷-解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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